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逻辑。也可以说，有皇帝的价值观体系。

    铁路，技术，蒸汽机，甚至资本，都是器。

    器, 可以选择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决定了怎么用这些器。

    从一开始决定下南洋、伐印度开始，在皇帝这，一直盯着的就是刘钰说的钱。

    香料的钱。

    印度的税。

    统称，都是钱。

    按照先秦诸子某一派的说法，爱和用是有极大区别的。

    那皇帝是爱钱呢？就像是爱手办、爱老婆、爱纸片人那样，就愿意捧着钱睡觉，听着钱哗啦哗啦的响声？

    还是想要用钱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对皇帝而言，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因为皇权之下，他就是拜君权神授教的大教主，为啥还要去搞个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后再靠“自我奋斗”，做终产者这个最终教主呢？

    那不是闲的吗？

    既然能够区分，那么皇帝贪图南洋的钱、印度的税，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爱，那么用来干啥？

    自然是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了。

    皇帝让太子去读《盐铁论》，其实也就是在告诉太子，大顺现在像大汉，这些各种除农业税之外的朝廷之利，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事功之臣阶层。

    这些东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税源, 也是事功之臣们存在的经济基础。

    靠那些农业税，是养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 也是无法为事功之臣的存在创造一个经济基础的。

    事功之臣到处做事, 前提得有钱。

    没钱, 就没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

    除非脑子锈了，放开地方权，让事功之臣都去地方当藩镇，但这本质上也是让他们弄钱，没钱啥也干不成。

    皇帝让太子读《盐铁论》，真正想让太子明白的，还是一件事。

    武帝崩后，为什么要有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后，为什么会有王莽改制？

    还有就是在给的那本书里，为什么刘钰会讽刺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在改进捕鼠器，而是在取得一个专营特许的特许捕鼠权？

    大顺的这些大型“财阀”，是否和英、荷、法等西洋国家的一些特许专营的行业类似？

    大顺这些年涌现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大量的边疆饿狼、大量的试图在边疆和殖民地搞事的“能吏”，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靠的是什么？

    现在中央财政，或者说皇帝内帑, 如果能再难道印度的税收白银，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养一群什么样的人？来解决什么事？才能让皇权恒久远？

    白银是财富吗？

    白银能买到想要的东西, 并且尽可能大宗物价稳定，靠的又是什么？

    如果河南、川楚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而如果是松苏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

    二者如果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

    当种种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内容，归结到一個“先修哪条铁路”这个被极大简化的问题上时，皇帝也必须给太子讲清楚一件事：

    大顺之前，承接明制。

    大顺自称，追慕李唐。

    但实际上，此时的大顺不论是军功制度、郎官制度、事功之臣的花销、中央财政的收入比例，土地税占财政收入的多寡，都更像是变种的、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汉。

    关键就在于那句话：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西域之地，或许在西，也未必不在南。

    不可只见其形，刻舟求剑，而不得其意。

    大顺不搞铁专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妈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垄断更赚钱，而且更容易管。卖铁锅农具啥的，一年累够呛，还挣不了几个吊钱，现在非要专营这玩意儿干啥？

    而汉时候铁专营的收益，可完全类比此时的丝绸瓷器茶叶出口。

    过去的铁，不是现在的铁。

    盐铁之利的本质，在利，不在盐和铁，或者说与时俱进，就应该像是井田一样，以至于现在复古派都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