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皇帝看来，太子给出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答案。

    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比如说正确回答应该是不修铁路之类，这当然不是。

    不过这个错误回答，只是让皇帝内心嘀咕了一番，慨叹一下儿子还是太年轻、太幼稚。幼稚这玩意儿, 和年龄关系不大。

    而这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实学派和传统派的严重割裂。

    问铁路，给出的回答，都是新学派的那一套东西，因为传统派根本不懂这玩意儿，之前也并未研究。但实学派的脑回路，相对于传统思维，又过于奇葩。

    这种割裂的本质, 是对社会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或者说，对大顺的天下应该什么样、未来什么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在皇帝看来，能真正把传统和新学结合起来的人，朝中真没几个。

    而现有的这几個，皇帝也基本上不可能让他们去做太子党，不敢。

    皇帝倒是也不怪太子，或者说也没有因为这一番话就会太子失望。

    毕竟太子长在宫中，而这些年大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太子小的时候，传教士还能出入宫廷为官，教授一些实学学问。

    等成年，就迎来了最严厉的禁教风潮。

    太子第一次监国的时候，大顺还在和北方的罗刹、西北的准噶尔开战，那时候还要担忧东北地区的危险，考虑怎么防止一个拥有大平原、靠近朝鲜、挨着蒙东的潜力地区再出现一波新的反叛势力。

    而现在，大顺的整个战略重心都移向了南方，舰队已经西出马六甲，大有再下西洋之势。

    太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 大顺南北方之间的联系, 还是靠大运河。京城的粮食，还需要南方的稻米沿着大运河北上，每年国内开支的重中之重，还是漕运、河工。

    而现在，南北方的联系靠的是海运，实际上京城如今也不怎么吃江南米了，甚至于到底吃的是哪里的米、哪里的麦，自己都不清楚。甚至于京城已经产生了一种“大米和麦子就是粮店和粮库里长出来的、只要有银子就能要多少有多少”的错觉。

    太子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木牛流马的时候，以为那是神话。

    可现在，木牛流马不再是神话，人不食、马不嚼的车，已经出现。

    这一切的变化，都在二三十年之内。

    皇帝是从头经历到尾。还有一个改革助力是个“大忠臣”，既理解传统也精通实学。

    饶是如此，一直到几年前松苏大阅，皇帝才真正确定了日后大顺李家该怎么办的路线, 并且将这一套东西逐渐在头脑里琢磨成型。

    皇帝也不可能要求太子直接就明白这一切的变化、理解这一切的变化，这是强人所难。

    就像刘钰给皇帝说过的那样，刻舟求剑者并不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人也不笨。因为笨人是不可能总结出来落地的规律的, 只是依照过去总结出来的规律，在过去有用，在现在未必就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传统派，还是实学派，其大部分人，都是在刻舟求剑。

    无非是传统派，刻的是过去的舟；实学派，刻的是松苏的舟。

    刻过去舟的人，不能理解工商。

    刻松苏舟的人，不能理解内地。

    皇帝沉默了片刻，忽然问道：“吾儿以为，之前废运河、兴海运，于吾家而言，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太子暗松了口气，虽不知道刚才的回答到底对还是错，但既然父亲问这个问题，而且语气明显多了几分亲情味儿，至少是个好迹象。

    “儿臣以为……”

    老调重弹般，将关于海运还是河运的道理，讲了一番，这都是争论了上百年的东西。

    无非沿岸百姓之苦、漕米运输之疲、中途盘剥之重、携带私货之贼、借机敛财之吏、耗费千万之河等等、等等。

    皇帝听完这些答案，却摇摇头。

    “你需记得，历朝历代，一定要在能做事的时候做事。待到不得不做的时候，往往是做不成事的。是以，万万不要如兴国公说的那般，不戳不蹦跶。真到戳一下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蹦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