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的时候我就想辞职了，但苦于找不到机会开口。这公司我呆了快一年，大老板是个叫费舍的德国老头，虽然脾气急了点，但对员工并不刻薄，我们私下都管他叫费叔。同事们也相处得很融洽，偶尔聊天搓顿饭，两面三刀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斗争或许存在，但这样的情形和我的生活基本绝缘。

    工作稳定，工资过得去，老板好应付，也少有人际关系的压力，不管怎么看，我都没有铁了心辞职的理由。

    所以一拖就拖到了五月。五一假期我和朋友去了趟云南，在大理丽江腐败了几天后跟着一群驴友去爬雪山。

    朋友叫高倩，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俩各种臭味相投，认识十几年都没吵过一次架。她跟那群驴友的领队是朋友。我们恰巧在旅馆碰到，聊了一顿饭，发现他们要去登的是一座几乎没有危险性的雪山后，商量了一会儿就去弄齐了两套简单的登山装备，存了行李打算一起去。

    这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和高倩从小练田径，体能彪悍，心野胆大，以前就常四处瞎跑，这回的领队就是高倩在爬华山时认识的。

    再加上现在是春夏，山腰多半不见雪，只要脚下谨慎就伤不到自己。

    但凡事总得防个万一。我们和领队商量了一下，高倩和我会在海拔四千米高的营地停下休息。那地方徒步就能走到，需要的装备也很少，双腿和一些御寒防晒衣物就够了，这种程度甚至不需要任何体能训练，权当是去观光。

    其他队员则继续登顶，等到下山时再把我们一起带走。

    我们又在旅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天蒙蒙亮就乘着大巴出发了。

    没多久我们就和车上除了队长方敬外的其余十一人混了个脸熟：司机和向导都是当地人，中等个头皮肤黝黑，看着热情纯朴，轻松地和队员们拉家常，但方敬还是悄悄交待我们留个心眼。

    高倩说这是前几年方敬在新疆被一个热情的维族向导顺了两大包食物装备的后遗症，后来他在沙漠里倒了大霉，差点回不来。得救后虽然休养了一阵就恢复如初，但还是落下了多疑的毛病。不过，在旅途中有这样的戒备也不是件坏事。

    其余的九名队员里五男四女，包括方敬带来的七个驴友和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外夫妇：

    在大巴上坐在我和高倩前面的是一对小情侣，他们刚在黄山挂了同心锁，打算下周一从云南回上海就领证结婚；隔壁的两个女孩还是大学生，虽然年纪小，登山经验却很丰富，她们嫌学校的登山社团不够专业，于是找到了方敬这个老江湖；老外夫妇从德国来，方敬说他们在飞机上认识，发现目的地一致就顺便搭了伙；而剩下的三个男人就全是方敬的朋友了。

    “周晨骅和仇俊是我同事，阎昊是仇俊的中学同学，我们都认识，这次他们一起来的。”

    方敬顺手一指，又把我们介绍给对方，“这两位是白绘和高倩，这次队里女孩子有点多，你们得照顾点。”

    并排坐在司机后面的周晨骅和仇俊站起来，和气地向我们打招呼。他们大概二十八九岁，看上去精力充沛，显然是登山的老手。唯独坐在方敬旁边的阎昊看起来有点憔悴，他裹了条毯子，回头匆忙地向我们问了声好，表情惨兮兮的，然后就迅速滑回座位，整个人矮了下去。

    “他生病了？”高倩担心地问，“那你们还敢让他去爬山？”

    方敬向她解释：“他只是晕车，我会看着他的，一会儿下车就好，不碍事。

    阎昊果然恢复得很快。在司机把车停在海拔两千多的入山村口放我们休息后，我和高倩才上了个厕所的工夫，回来就看见他已经换上了抓绒衣和单冲锋裤，脸色如常地和其他人谈笑风生，刚才那副随时会呕吐的表情仿佛只是我们的幻觉。

    再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肩上除了自己的行李外，还背着我和高倩用来装本营帐篷和租来的羽绒服的登山包。

    “这东西重，我先背着，你们爬起来能轻松点。”他往头上套了顶帽子，笑着说。

    他很高，抓绒衣下的身板也不瘦弱，多背一个包裹只是小菜一碟。我们原本还想客套，但看见其他几个男人同样发扬了绅士精神，为女大学生和德国夫妇分担了一些东西，也就欣然接受。

    我们向他到了谢，然后开始涂防晒霜。

    他们打算登最轻松的北壁，大家都是成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