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不仅是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种语言表达艺术。不辩则事不清，不辩则理不明。主观臆断、不允许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必然不能令人信服，工作也必然会出现偏差。因此，一个有着科学头脑、良好素质的人，其语言表达必然离不开辩论这种形式。

    ●针锋相对，揭其要害

    在辩论中要善于抓住对方的要害之处，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一是反驳其错误论点，用事实分析，直接证明对方论点的虚假和荒谬；二是反驳其论据，直截了当地揭穿其论据的虚伪性，论点的不正确也就随之暴露出来了；三是反驳论证，通过揭露对方论点和论据之间的逻辑关系错误，最终推翻其论点。

    秦孝公想起用商鞅变法，便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变法大计。会上孝公对群臣说：“继承君位，不能忘了巩固政权，这是国君应当遵守的原则；实施法治务必阐明国君的长处，这是臣下应有的品行。我现在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变更礼制来教育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非议。所以要大家发表意见一起来想办法。”

    商鞅率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他说：“法是为爱护人民而制定的，就是为了办事而形成的。所以高明的人只要以使国家富强，就不死守旧法；只要能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遵循旧礼。”

    商鞅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赞成，却遭到了甘龙和杜挚等人的反对。甘龙说：“不对。我听说，高明的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来进行教化，有智之士不变更旧法而治理国家。这样，不费力就会成功，官民相安无事。现在如果不按秦国的旧制办事，改变礼制来教化人民，恐怕天下都会非议君上，愿王明察！”

    商鞅立即驳斥甘龙说：“甘龙所说，不过是世俗之言。一般人总是安于旧习惯，迂腐的学者也往往沉溺于所学的学问之中。所以，这两种人做官都固守旧法，是不能和他们讨论旧法之外的事的。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于天下；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个霸主各自的法令也都不同，却都称霸于诸侯。所以高明的人制法，而愚蠢的人只能受制于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而无能之辈只会被礼制约束。拘泥于旧礼的人，不足与之谈论国事；客观存在制于旧法的人，不足与之讨论变革。王不必再疑虑了。”

    这时，杜挚站起来给甘龙帮腔，说：“我听说，没有万倍的利益，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新器具。还听说有这样的话：‘效法古代没有错，遵循礼制不会出偏差’。请王好好考虑！”

    商鞅立即予以反驳：“前代教化人民的方法都不同，哪有什么古法可仿效？历代帝王的礼制都不相重复，又有什么礼可遵循？远古的伏羲、神农时代教育而不惩罚，后来的黄帝、尧、舜就实行惩罚了，但不滥施惩罚，及至周朝的文王、武王，都是各自根据当时的形势而立法，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来制礼。显然，礼和法是因时势的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法令要与形势相容，各种兵器、铠甲、器械装备都要便于使用。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王、周武王都不遵循古法，一样地兴盛起来了；夏桀王、殷纣王虽然没有变更旧礼制，却也灭亡了。由此可见，不效法古代的人未必有可非议之处，遵守旧礼的人不足以多加肯定。国君不要再疑虑了！”

    商鞅的一阵雄辩，使甘龙和杜挚的守旧论调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秦孝公的疑虑打消了，他说：“好，即使天下的人都来议论我，我也不再犹豫了！”至此，才有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围绕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点来进行辩驳的，群臣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之礼不可违”与之针锋相对。这场舌战，商鞅之所以获胜，关键在于他用“古代贤王法”“礼皆可变”的大量事实驳倒了众人，从而赢得了秦孝公的信任，真正是事实胜于雄辩。

    ●反嘲斥谬，以柔克刚

    这一辩论方法就是抓住对方嘲讽的话头，反过来用嘲讽的方法予以反击，使对方处于被嘲弄的尴尬境地。

    在一次外贸谈判中，中方代表拒绝了一位红头发的西方外商的无理要求。这家伙恼羞成怒，竟然出口伤人：“代表先生，我看你皮肤发黄，大概是营养不良造成你思维紊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