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答道：“张师傅，普通百姓，如果来钱的门路少，他们会控制花钱。除了最基本的食盐、棉布之外，几乎不会再采买其它货品了。

    就算是棉布，在自家种棉采麻、纺纱织布之余，也只是补买部分价廉物美的棉布。”

    张居正点点头。

    大明的大部分百姓，都还处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状态，粮食、棉麻，基本上都是自产自足，除了食盐等少部分必须的生活用品，真得很少再与外界发生贸易往来。

    这种生产低下的小农经济状态下，百姓们勉强能吃饱穿暖，但是你要他们服各种徭役，就要了命了。

    不管是押运粮食，还是修桥筑城，需要抽调出家里的壮劳力，还要自带干粮，负担极重。

    要是出县服徭役，更加要命了，三五个月回不来，家里的农活帮不上不说，自己吃穿还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明朝中后期，随着积弊沉疴越来越多，朝廷运作的成本越来越高，税源却越来越少，使得各种杂役摊派越来越重，敲骨吸髓，各地百姓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饱受程朱理学思想教育的士林文官们，面对肉眼可见的国困民穷趋势，束手无措，只能来回地强调德治仁政，动不动就上疏，百姓太苦，这个摊派应该免，那个赋税应该减。

    他们博得清名美誉，在任的户部尚书却跳着脚地骂，减免你奶奶个腿！

    这也减，那也免，你们的俸禄怎么不减免？

    清流们发出反驳，太祖皇帝也就给我们定了那么点俸禄，还要减？信不信我上吊给你看？

    吵了半天，文官们又盯上了宗室。

    我们忍饥挨饿，这帮家伙还吃得这么肚圆体宽，就凭他们姓朱？要饿肚子大家一起饿肚子！

    吵闹扯皮了上百年，文官里终于出来几位大聪明，想出一条鞭法。

    我们把所有的正杂徭役外加摊派，全部折成银子。

    从某种意义说，正杂徭役也属于朝廷向百姓征收的一种税，只不过百姓们是以劳动力的方式进行支付。

    现在折成钱银来征收，地方和中枢都愿意，因为这大大简化了收税流程，完全符合儒家删繁就简的要旨。

    至于百姓们能不能筹集这么多现钱，暂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历史上全面推行一条鞭法的万历年间，许多百姓们无法足额缴纳现钱的税收，户部和地方官员只好用折中，恢复以往的旧例举措，让百姓们以实物抵折。

    所以在《万历会计录》里可以看到，大明的国库又成了杂物铺。

    看到张居正理解自己话里的意思，朱翊钧继续说道：“穷户少买，富户多买。乡民少买，市民多买。

    相比之下，富户肯定比穷户在钱财方面要宽裕；市民肯定比乡民容易获得现钱。既然如此，我们就通过商品附加税来调解百姓的人头税。

    乡民百姓靠种地吃饭，直接或间接缴纳了田赋，已经背负了一笔沉重负担，人头税能少缴就少缴。

    富户富足，市民来钱容易，愿意多买商品，就多缴人头税。

    此外，美酒、玻璃器皿、玻璃镜子、钟表、绫罗绸缎属于奢侈品，连同青楼、酒楼等一并征收奢侈税。”

    “奢侈税？”

    张居正又惊又喜。

    “对，奢侈税专门针对有钱人。这些富户有钱，购买这些商品彰显他们的富裕尊贵，加的税再重，该买的还是会买；

    这些奢侈品对于普通人和穷人来说，毫无意义，就算是免税，买不起还是买不起。”

    妙啊。

    朱翊钧的话给张居正推开了一扇新窗户。

    开源节流。

    传统儒生只会节流，从皇室到百官，修生养息、俭朴省用，把裤腰带使劲地勒紧了。

    却怎么也不会开源，仿佛五行相克。在他们心里，一提到开源就是加税，就是与民争利，鱼肉百姓。

    只是这个民和百姓，到底是谁，大家心里有数。

    现在通过增加奢侈税，悄无声息地从富人手里薅羊毛，对于张居正来说，没有什么负担，他太清楚那些人的底细。

    朱翊钧继续说道：“张师傅，赋税是进行财富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