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洛瓦的遭遇固然悲惨，但展现在镜头里，终究只是一个词汇量匮乏的小男孩，用苍白无力的语言干巴巴地描述而已。没有实实在在的画面，就很难直抵灵魂，触动心扉。

    明知如此，但唐飞还是坚持以这种自述的形式讲述他们的悲剧，而没有亲自用镜头去记录悲剧真实发生的瞬间。并不是想不到或做不到，而是不愿意。

    曾经有一位名为凯文·卡特的摄影师，凭借一张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照片赢得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但在获奖之后不久，凯文·卡特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用一氧化碳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时值1993年，战乱频繁的苏丹遭遇罕见的大饥荒，饿殍遍野，食土者众。一位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在前往苏丹采访时，偶然看见一位瘦骨嶙峋的苏丹女童跪倒在地，看似即将饿毙，而她身后不远处有一只以动物尸体为食的兀鹰正在虎视眈眈地等候，等着女童饿死，然后食用她的尸体。

    这个自由摄影师就是凯文·卡特，他拍下照片后赶走了兀鹰，并亲眼看着女童回到领取救济粮的母亲身边，然而无良媒体为了炒作讨论热度，恶意掩盖凯文·卡特的自述，使他深陷舆论漩涡，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唾弃和抨击。

    最终，饱受精神压力的凯文·卡特选择自杀，而他留下的那张震惊世界的作品：《饥饿的苏丹》，并没有让全世界注意到苏丹的饥饿，与之相比，反而是紧紧围绕着照片所展开的新闻伦理和道德观讨论备受瞩目。

    唐飞还未成为记者时就听说过这个故事，所以尽管他有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去拍摄那些无辜难民被怪物分尸的瞬间，去拍摄他们活活饿死的慢镜头，可他却没有这样做。

    唐飞知道自己无法救下所有人，也知道没有哪家不开眼的媒体敢将杀人取血的屠刀指向自己，但他不愿意用自己的镜头去记录那样的场景，所以他尽力救助每一个能救的人，并让幸存者亲口讲述他们的故事。

    聂赫洛瓦的悲剧并不唯一，打开中亚五国的地图随手一指，都能在指尖所触的范围内找出千百起类似的悲剧，区别只不过是聂赫洛瓦幸运地活了下来，而更多人则惨死在怪物和暴徒手中。

    活着的人们无力改变什么，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声音传递给全世界，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弯下膝盖，哀求援助。

    一段又一段自述视频被传上网络，并在各大社交软件迅速登顶热搜榜，自述者的肤色、语言、年龄各不相同，但每段视频都讲述了一段饱含血泪的悲惨故事，并且都以同一句话结尾。

    “看在同为人类同胞的份上，救救我们吧！”

    ………………

    中南海的威严红墙内，一位外穿夹克衫内穿白衬衣的中年人步伐匆匆，领着身后的黑衣少年走进主席办公室——由于近几届领导班子里与中共都由同一位首长担任，因此他这个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也是主席办公室主任，出入主席办公室比其他部门领导要容易得多。

    主席办公室并不是十分宽敞，有限的空间里摆着放满书籍的书架、宽大的办公桌和一张高背椅，以前还有几把木椅和一个小茶几，现在全都被撤了，多出来的空间摆了一张床。

    两人敲门进来，正看见文主席便放下手里的文件。

    “来了，坐。”文主席摘下老花镜，想伸手指向对面的椅子，才发现那儿只摆着一张床。

    “我去拿椅子。”主席办公室主任亲自出门端了两把椅子进来，然后轻轻带上房门。

    “杨小千同志，时间宝贵，我就开门见山了。”文主席直视正襟危坐的杨小千，郑重道，“组织上想再给你加加担子，当然，我尊重你的个人意愿。”

    主席是领导人，也是组织的一份子，既然他说的是“我尊重你的个人意愿”，而不是“组织尊重你的个人意愿”，那就说明实际上没有其他选择，杨小千起立行礼，朗声道：“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哎，小杨同志，这不算正式场合，坐着说话嘛。”办公室主任很有眼色，出声替主席说了这句话。

    这是一次面对面交流，不算正式下达指令，如果杨小千搞得这么郑重严肃，反而不好。再者，主席最近工作辛苦，如果能用相对轻松的方式进行交流，对主席和杨小千都是件好事。

    杨小千会意坐下，等待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