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老幺！”

    “感谢各位哥哥姐姐！”

    六个玻璃杯一共举起来，五男一女的六名研究生哈哈笑着，把各自杯子里褐黄的啤酒一饮而尽。

    这是在月坛北街上的一家小餐厅里，战略所84级的6名硕士生进行了第一次聚会。

    这6名研究生，有3人是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录取的，另外3人则是由部委推荐的，算是委托培养的性质。冯啸辰和王振斌都属于后者，除他俩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于蕊的女生，也是由单位推荐过来的。她今年32岁，是1972年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读研之前在国家体改委工作。这一次体改委推荐她到社科院来深造，是打算等她读研回去之后予以重用的。

    3名通过考试录取的学生都是男生，分别名叫祁瑞仓、谢克力和丁士宽。说来也巧，这三个人都是78级的大学生，毕业后工作了两年，才考了研究生。这其中，毕业于京城大学的祁瑞仓年龄较大，已经是28岁了，毕业于人民大学的谢克力和毕业于浦海大学的丁士宽都是24岁，正好比冯啸辰大那么一点点，所以冯啸辰便成了班上的“老幺”。

    “老幺，你刚才说你原来在重装办工作，这个单位是干什么，怎么听起来挺神秘的样子？”

    酒过三巡，大家分别聊起自己过去的工作。丁士宽对冯啸辰的经历颇有一些兴趣，便向他打听起了重装办的背景。

    “重装办是个简称，全称是国家重大装备办公室，负责全国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协调工作。”冯啸辰解释道。

    “你们那个重装办，影响力挺大的，我们计委的很多工作，都要围绕着你们的要求去做呢。”王振斌在旁边评论道。

    “这个机构我听说过。”祁瑞仓道，“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机构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老祁，你这话可过分了哈，人家小冯就是重装办的人，你说人家的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不是当面拆台吗？”谢克力半开玩笑地指责道。

    祁瑞仓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道：“小冯这不是已经离开重装办了吗？再说了，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又没说咱们小冯不行，我只是说这个机构过时了。纯粹计划经济的产物，完全不适合于商品经济的时代。”

    “哈哈，老祁，你这可是一竿子打了我和老王两个人了。老王就是计委的，你说计划经济的产物不好，这不是矛头直指老王了吗？”冯啸辰笑着说道。

    “我是计委的不假，可我们计委也并不是只讲计划经济的。据说，国家马上就要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提法，届时我们计委的工作也会照着这个思路进行调整的。”王振斌说道。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现在还有一些争论，我们体改委的一些专家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于蕊补充道。

    丁士宽道：“我感觉，国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越来越偏于商品经济的。现在农村的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而乡镇企业的经营是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的。如何管好这一块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准备入学之后好好向老师们请教一下。”

    祁瑞仓道：“小丁，你的想法从一开头就错了。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我们总要想着去管呢？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政府根本就不应当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放任他们在市场中自由竞争，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是庸俗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谢克力在旁边提醒道。

    丁士宽却站到了祁瑞仓的一边，对谢克力反驳道：“马克思的观点也不能当成教条，而是应当辩证地理解。列宁不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落后国家优先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应当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的。”

    于蕊道：“庸俗经济学这种提法，我们体改委有些领导也是不赞同的。他们认为还是应当积极地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不可一概否定。”

    这是一个连大学生都能够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年代，研究生，尤其是社科院这种国家级智库里的研究生，几乎就可以算是天子门生了。冯啸辰他们的师兄师姐们，毕业后无一例外都进了国家重要部门，并且一进去就被委以重任。在这个年代里，一个处室里能有一个研究生，简直就像是老爷车里配了一台法拉利发动机，顿时就能够焕发出勃勃生机。

    有这样光明的前途，研究生们自然也都是志得意满，把自己当成了未来的国家精英。这样一群人，聚在一处哪怕是闲聊，话题也都是如此地高大上，颇有一些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霸气。

    80年代中期，正是西方政治思潮不断涌入中国的时候。面对着国外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国内从官员到百姓，都有一种本能的自卑感。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许多人心中颇为认同的观点。至于学术界，则出现了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觉得应当全盘吸收国外的学术范式，实现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又担心离经叛道，走上了邪路。

    王振斌、于蕊二人都是单位推荐过来学习的，拿到学位之后仍然要回原单位去，读研究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为了镀金，他们并没有去探讨理论真谛的愿望。因此，对于这种理论上的争执，他们能做的只是谈谈自己的见闻，至于到底是西学好，还是中学好，他们也吃不准，一切以国家的政策为指向吧。

    祁瑞仓他们三人，都是新时期的大学生，所就读的学校也都是鼎鼎大名的，这就培养出了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在他们读大学期间，西方经济学是被冠以“庸俗经济学”的头衔，在课程设置中处于很边缘的地位。老师在讲授的时候，必须要反复强调这些理论并不正确，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进行批判。

    不过，话虽这样说，那些在经济理论界浸淫多年的老师们还是懂得西方经济理论的价值的，他们把这样一门课讲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