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车步兵之后才是骑兵队伍，之所以安排他们跟在后面行军，主要原因是一万六千骑兵连携带的备用马，一共三万余匹。

    三万匹余马一路上拉屎，那规模哪里小得了，老百姓根本来不及时把马粪捡走，要是自行车步兵跟在后面岂不是会跌得满身都是马粪？

    马粪乃是农家肥，骑兵队伍过境后用不着三天，沿途村镇的老百姓就会把粪便收集起来留着肥田了。

    沿途军民、官宦都瞧见了骑兵和骑车步兵的区别，用不着吃草料还能够跑在骑兵前面，让更多人对自行车心向往之。

    大军行走的路线周边州城府县已经被染指，整个京畿之地的军属家庭已经达到四万。

    “红旗军”在京畿之地大量赎买、侵占田亩交给军属、屯民、农民耕种，并且收取一半收成承包所有的税费。

    按月给予耕种五十亩土地的屯民、农民五斗杂粮六百文钱，作为回报，这些家庭必须出一个男丁参与三天一次的军事训练、每天晚上到就近的扫盲班学习大半个时辰。

    “开民智、兴民权”谈何容易，黄汉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面，通过军事训练把一盘散沙的农民凝聚在“红旗军”周围，让所有人感觉到集体的力量。

    如此做法已经过去了三五年，最早被染指的永平府地区已经这样渗透了七八年，事实证明卓有成效。

    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当地的地主老财一而再再而三减租减息，被动还是主动不去探讨。

    总而言之，地主老财如果不这样做，原本的佃户就会不再租种他们的土地，导致他们手里的田亩荒芜。

    大部分地主需要给官府上交田赋，如果没有产出岂不是需要倒贴银子养手中的良田？

    严格地讲，明朝其实没有谁是奴隶，佃户更加不是，乃是自由民。

    在没有“红旗军”撑腰之前，地主老财都有默契，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团体共同进退，胆敢跟主家谈减租减息的佃户会被定性为刁民。

    他们如果不肯租种主家的田亩，在附近也就无法找到肯接受他们的主家，最后不得不携家带口远走他乡，因此只能逆来顺受。

    这几年情况截然不同，已经发展成为被唤醒提高了觉悟的农民形成了强大团体，拥有了话语权。

    他们在旗卫唆使下共同进退，跟地主公平谈判，如果地主不答应减租减息，他们的田亩就有可能找不到人耕种。

    这其实不算做土地革命，用不着剑拔弩张。

    而是拥有大量田亩的“红旗军”这个集体的力量为佃农撑腰，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进行劳资谈判而已。

    黄汉不会让农民被盘剥得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也不走极端，同样不把地主逼得倾家荡产。

    俗话说，贫穷生歹意，富贵长良心，视富人为仇敌那是变态的，最终会严重伤害国家的根本，导致国家更加贫穷。

    富人的合法土地理所当然获得合理收入，一成田地里的产出作为地租乃是底线，不可以再逼迫地主减租。

    农民安定则社会安定，京畿之地农民有了盼头，特别是用不着上交朝廷税赋，只需承担“红旗军”本色的蓟州、天津卫、登莱、永平府地区，升斗小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他们当然感念“汉江郡王”的恩德，“红旗军”过境用箪食壶浆来形容毫不为过。

    和平演变是黄汉所愿也！为此不仅仅控制舆论导向从军事上、政治上下手，还在引导大明资本进入“红旗军”体系。

    大明的资本外流已经愈演愈烈，不少有名气的私人作坊纷纷往海边“红旗军”染指的城池迁移，有些干脆漂洋过海去了“汉江省”。

    陕西、河南、山西、湖广、四川基本上收不到税赋，直接的恶果就是江南的税赋越加越多。

    这个时代即便是锦绣江南也难以承受自然灾害，洪水、台风肆虐一次，也会导致大量小业主、自耕农破产，同样变成流民遍地。

    况且“红旗军”体系大量进口到了原产地印度的优质棉花，又由于规模化大生产提高了工作效率，技术革新提升了棉布的宽度和质量节约了成本。

    “红旗军”体系生产的棉布成本价已经比松江府的产品足低了一小半，只要黄汉松口来一次降价促销，江南恐怕要有十几万和织布相关的产业工人会失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