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官员相互勾结，就完全控制了朝政，就证明了这套权力平衡方式并不可靠。

    归根结底在于，内廷的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本人，而外朝同样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能运转良好。让内廷去牵制外朝，无疑是用自己的左手攻击自己的右手，除了浪费行政效率，还造成了皇权和士绅阶层的对立，从而直接削弱了皇权的统治基础。

    内廷和外朝斗争的越是激烈，皇权也就越是衰微。天启时代，魏忠贤同外朝部分文官勾结，从而让内廷彻底凌驾于外朝之上，在表面上是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但实际上，控制了京城的阉党，完全失去了地方上士绅阶层的支持，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士绅官僚。地方上税赋的拖欠和拒缴，便是这一矛盾激化的表现。

    事实上即便是天启没有出什么意外，魏忠贤这套依靠对士绅官僚罚款，来维持大明财政运转的经济方式，也是难以维系下去的。

    毕竟按照大明的征税方式，大明最小的社会单位并不是到纳税户，而是每个县大大小小的地主缙绅。这些地主缙绅承担了，从农户到县衙之间的权力承接关系。否则以每个县不过10来人的朝廷官吏编制，哪里承担的了一个县数千、数万人口的管理。

    失去了这些地主士绅对朝廷的支持，地方上治理成本上升，应收税赋下降，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这种国库空虚，内外交困的境地下，朱由检并不觉得这种权力制衡方式还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并开辟出新的国家税收财源，才是当务之急。

    扶植内廷给外朝文官系统找麻烦，让这些官员养成遇事互相推诿，结党营私的官僚主义作风，简直就是给崇祯自己挖坑。因此他宁可容忍一个不太听话，但是能够办事的文官集团。也不需要一个，唯唯诺诺但是毫无做事能力的文官系统。

    至于认为这些阉人没有后代，所以做事就会秉持公心，对皇帝忠心耿耿的说法，朱由检是嗤之以鼻的。不管是魏忠贤家中大小封爵赐官，还是让各地为自己建立生祠的做法，都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

    大明的文官集团一向是各地地主缙绅在政治上的代表，但是在皇权的打压下，现在已经出现了东林党这样，代表商业资本和地主阶层的奇葩。

    但是同英国的新贵族不同，商业资本从来没有成为东林党的主流力量，传统儒家学说强大的惯性，让这些商业资本乖乖的从属于地主缙绅阶层，虽然他们才是东林党背后最大的金主。

    这也使得，这些地主缙绅阶层通过保护商业资本，从而把原本应该进入到国库的工商税，截留到了自己的腰包之中。看起来繁华锦绣的江南商业，不仅没有成为大明国库的财富新源头，反而依仗着固定税这种奇特的税制，成为了大明躯体上的毒瘤。江南的商业资本汲取了整个大明的财富，但是却没有任何回馈的措施。

    这些商业资本获取的大量财富，变成了精美的手工艺，雅致的园林，和夜夜温香软玉的夜生活。但是这些财富没有转化为一丝，增强大明国力的工业资本。

    可以说，用整个大明百姓血汗浇灌出来的江南商业资本，不是撑起大明天地的伟岸巨树，而是一株妖艳的罂粟花。

    当然，这种商业资本和江南地主缙绅的结合，必然是以损害底层百姓，和商业不发达地区利益为结果的。

    而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北方的官僚缙绅愿意站在崇祯这边，压制东林党所代表的江南商业资本和地主缙绅利益的结合体，就像他们之前宁愿同魏忠贤站在一起一样。

    这完全是因为，东林党所代表的政治集团，已经对大明的其他政治团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所以，朱由检此时已经不再想让内廷赤膊上阵，从而给这些代表江南商业资本的东林党人找到攻击的借口。

    他更希望，在北方京津唐工业基地建立后，能够培植出一个建立在工业资本上的新兴力量，去打压江南的商业资本。从而彻底的颠覆，现在朝堂上的政治格局。

    在崇祯的倾听思索之间，徐省声的汇报终于快到了尾声。而最后的汇报内容，不管是徐省声也好，还是朱由检也好，都是极为看重的内容。

    因此对于这些内容的汇报，开始变得非常详尽，远远超过了前面的汇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