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位者，或者是筹划者，陈文强已经不太用事必躬亲。特别是王之春这样没有多大难度的目标，他交给李亚溥和大头梨便行了。

    事情有了这样的变化，陈文强不知道预期的南洋之行是否还能按期出发。因为他不仅仅是要加入暗杀团，更想建立一个团体，一个能进行综合性工作的革命团体。在他的设想和计划中，这个团体应该目的明确，分工明晰，部门齐全，组织严密……

    也就是说，暗杀团可以存在，但却只能是团体下属的部门，暗杀也将更有目的性，暗杀工作也将不再是第一要务。

    想得很好，但陈文强却知道这并不容易。蔡元培、杨笃生等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可不比江湖草莽，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而且，他们的激情和冲动，令陈文强很感头痛。要说完全控制他们，陈文强还没那个奢望，但也要听劝告，有纪律，不能自行其事，太过失控啊！

    而一个团体的内部分歧是很可怕的，由分歧到各行其是，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更会危及到团体的安全。其实，这也是陈文强一直对革命党若即若离的一个原因。

    业余，太业余，完全没有地下工作者的觉悟、警惕和技能。还没干成什么大事呢，就被官府查觉通缉，陈文强确实深恐被某个人或某些人带下水去，落得个抛家舍业，亡命天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些基业可就要泡汤了。没了资金支持，什么宏大目标岂不是都成了镜花水月？

    那有没有办法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陈文强停下了笔，陷入了长长的思索。

    组织，是现成的模式，对陈文强整顿和管理兴义堂有很大的帮助。但若用于革命团体或政党，则又有诸多问题。革命党人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也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一个优势，也有其弊端。要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加入团体，并且自觉自愿地服从安排，遵守纪律，显然要比让帮派中的兄弟服膺困难得多。

    所以，要使团体具有吸引力，首先要有一个高大上的目标，也就是行动纲领；其次是要使团体组织严密，意志集中，行动一致，动作协同……这些方面倒是可以大量借鉴组织，比如内部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有明确的分工，有严格的管理办法，行动有周密的计划等等。

    思路在慢慢打开，陈文强或许觉得还不够完全，还不够满意，但他所编写出来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很严密的了。要知道，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时，只有个会议章程。等到同盟会成立时，才算是一个基本完全的政党结构。

    高大上的行动纲领，是注重于眼前，还是放眼将来，使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陈文强对此反复考虑，决定先写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与加入团体的众人进行讨论商议。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陈文强认真分析着已为众人知晓的兴中会宗旨，深觉其不完整，以及其中的偏颇。

    驱除鞑虏，这在以前就是陈文强所不赞同的，种族革命的意味太浓，很容易为外国势力所利用。在当时，也有很多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比如蔡元培，就对邹容《革命军》中的偏激排满提出过异议；陈天华也提出“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更有人发出了令人深省的声音：“独其私己族以亡人族，终且激他族以自亡”，“今既区汉族，复怒蒙民，彼行幕者，尚何国之不可奴哉！”“世有孤存一族而可长保者哉？”

    但在狂热的革命环境下，大多数革命者在表达其反清意愿时，都不惜使用最尖刻和激烈的言辞以号召种族革命，不遗余力地激化满汉矛盾，以瓦解清王朝统治。冷静却有些不合时宜的忧虑担心，便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激进宣传中。

    虽然激烈的排满口号可以赚取眼球，但这早晚是要改掉的。毕竟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在革命成功后是不会给公众一个浅薄、刻忌、嗜杀的印象。况且，反满排满即便可以提出，也不过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倒不如直接提出“推翻满清贵族**，建立民主法制国家”这样一步到位的宗旨，还显得立意高远。

    道理相似，恢复中华也有种族意味，更不够全面。若是换成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