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药痛疼得很，我闭着眼睛咬紧牙关满头冒汗，哥哥紧紧握住我的手无声地给力。一个多月以后我的伤口长好了。

    哥哥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不仅疼爱每一个孩子，是个好父亲。对我也关爱有加，是位好兄长，手足之情伴我成长。

    小时候五姐经常和我玩骑马游戏，她四肢着地，我骑在她背上，有时候她故意摇晃把我摔下来，好歹不会摔疼。五姐比我大五岁，小时候吃的玩的她都让着我。

    五姐十六岁考入纱厂，是细纱车间挡车工。三班倒，夜班要带饭，厂子食堂给加热。有一次她从笼屉上拿下饭盒打开一看，怎么是高粱面窝头？每天带的都是玉米面窝头呀！她气得嘟嘟囔囔：“谁嘴馋偷吃了我的黄窝头？谁给调包啦？”回家后她跟嫂子讲了这个事故，嫂嫂噗哧笑了，说：“平时我蒸黄、红两种窝头，玉米面好吃些给你带饭，高粱面难咽我们不上班的人吃。昨天是玉米面用完了，只得蒸高粱面的，你带的就是高粱窝头，没有人给你调包。”五姐恍然大悟：“我怀疑工友，自己生气，什么人呀！”那年头红高粱最便宜。

    五十年代初我们这地方工业不发达，只有一家纺织厂，去那儿上班就是女孩子们的向往，当时有几句顺口溜可见一斑，“小闺女快快长，长大了考纱厂，宿舍暖是楼房，挣钱多有食堂。”纱厂的食宿条件不错，可是劳动强度特别大。五姐是细纱车间挡车工，每周早、中、夜三班倒，每日八个小时手脚不停地在纱锭前转来转去，断了的线头要飞快接好，要不然就会“开花”，就是纱锭空转，纱线乱窜，出事故。一个工人看管几台机器，上千只纱锭，一个班下来相当于走八十里路。车间里棉絮飞扬空气混浊，工人们下班时候，个个鼻子眼睛耳朵里沾满棉絮屑。五姐工作辛苦劳累，是全家重点保护对象。

    一年冬天母亲给五姐做了一件棉大衣，新里新面新棉花。大衣的面料是青色，大衣里子布是苏联大方格，紫红色。那年头这就是最时尚的衣服，一般人没有大衣。母亲身体不好，做棉大衣的时候歇一会儿，做一会儿，一针一线精工细做好几天。棉衣做好以后一连下了几天大雪，气温骤降，母亲怕五姐受冻，让我趁中午不上课的时间给送去。母亲没有去过纱厂，不知道厂子具体位置，只知道大概方向。吩咐我：“出门向北走，见到大路向东拐，一直向东大约五六里地。”我说：“刚下过大雪，路边连标记都没有，怎么找呀?”母亲说：”鼻子底下有嘴打听呗。”母亲总是把我当成男孩子使唤。

    我抱着包袱走出家门，地上皑皑白雪，足有一尺厚，背阴的地方看不见路，向阳的地方雪已经开始融化，道路泥泞。路上行人稀少。我小心地踏着泥泞和积雪在向阳的地方走。走了不到一里地，鞋里就灌满了泥水，走着走着棉裤也湿了半截，脚冻麻了，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北风呼呼地刮着，像刀子一样拉在脸上，我咬牙坚持着走呀走。好不容易遇到一位行人，我向他打听路，他说：“继续向前走，路两边没有建筑物了。再向前走，看到几幢楼房就是纱厂。”他还关心地问我：“几岁了？”答：“十一岁。”问：“抱的什么？”答：“给姐姐送的棉大衣。”那人接着说：“我帮你穿上，把棉大衣向上挽一挽，穿在身上暖和也省得抱着。看你冻成这样，见到姐姐你就冻僵了。”我摇摇头：“不用,谢谢了。”当然我知道穿上大衣暖和,可是我怕把大衣弄脏了。

    我本能地挪动双脚继续往前走，到纱厂门口，门卫不让进，我跟他讲我家离厂子好几里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他看见我冻得脸色发紫，说话上下牙打架，嘴打哆嗦，出于怜悯吧，他检查一下包袱就放我进去了。听到他在我身后说：“这小孩，抱着棉衣不知道穿上。”

    我迈动失去知觉的双脚继续前行，到了宿舍楼我挨门打听，终于到了姐的宿舍。姐看见我非常意外:“这么冷的天，满地冰雪，你来干什么？”答：“娘让我给你送棉大衣。”姐说：“我在车间和宿舍有暖气，冻不着。娘也真是的，你走丢了怎么办？”姐看见我棉裤湿到膝盖处，脚上的鞋灌满泥水，一副快冻僵的样子，问：“你几点从家出发的？”答：“中午下学啃一块干粮就出门了。”姐：“你在路上走一个多小时？摔倒没有？“旁边的工友说：“没有迷路，没有走丢就不错。”姐赶忙去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洗脚，让我脱掉棉裤把腿伸到被窝里。随后她从食堂买来热乎饭菜，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