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项工作上，沙正阳其实是有些担心的。

    担心来自几个方面。

    一来，林春鸣初来宛州，威信尚未完全确立，攻坚克难，难免要触动一些利益。

    二来，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和探索，一些法律没有明确界定，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东西，你敢不敢去尝试打破？这意味着具有一定法律政策风险，除非获得更高层面的首肯和支持，否则到时候被迫“纠正”或者废弃，那负效应更大，还不如不改。

    三来，宛州较为保守封闭的社会氛围也是一大难题，稍有“出格”之举，就可能会引来“口诛笔伐”，这也是为什么每每改革创新之举都发于沿海开放地区的原因。

    所以沙正阳一直主推希望尽快组成党政代表团去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改革开放桥头堡地区去考察学习，让那些代表着宛州中坚力量的领导干部头脑先去经受一番洗礼，从思维理念、观点意识到眼光见识都能得到一次彻头彻尾的更新洗刷，只有让这些人的观念思想都真正受到触动，才能减轻他们对改革的抵触情绪以及带来的阻力。

    现在钟广标来了，态度如此鲜明激进，倒是让沙正阳多了几分信心。

    在沙正阳看来，对地方这些不涉及国计民生战略产业的普通国企，如果真的在经营上难以为继，那么就应当果断放手，通过各种方式来促使其彻底市场化。

    只要能达到确保国资不流失，绝大多数企业职工利益不受损这两个基本要求即可，其他的任何方式模式均可采用，管他mbo也好，引入外资也好，职工持股也好，都无关大局。

    在银台关于东方红集团的企业改制就经过了几番争论，僵持不下，最终只能让管理层和普通职工一样持股，然后通过收购一些不愿意持股的职工股来强化管理层话语权。

    而这一点沙正阳觉得有很大的隐患，一旦这些管理层觉得企业不再符合其从业意图，那点儿股权难以对其产生多大吸引力，随时可以走人，这对于企业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离开东方红集团时，他就再度提交了一份给予整个东方红集团管理层的期权激励方案给银台县政府，并做通了桑前卫的思想工作。

    这个方案也获得了红旗村和东方村的认可，在这一点上沙正阳觉得高长松和杨文元甚至比县里一些领导更看得开，当然这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对他们的影响力，或者说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度更高的原因。

    但桑前卫也明确表示这个方案恐怕很难获得贺仲业的认可，齐云山那里也一样，倒是贾国英和赵嵩可能会支持。

    没有一把手点头，这个方案就难以实施，哪怕县政府和镇上只是小股东，所以这个方案只能留待县委i书记易人之后看有无希望了。

    银台的事情，沙正阳自然是管不到了，但是宛州这边却又落到自己头上，而这一次自己不再是受约束者，而是具体研究政策执行方案者，如果能够得到市委几个领导的认可，那么沙正阳觉得在这几家企业改制上，自己倒是可以大手笔的尝试一下，只要能把企业盘活搞起来，担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

    沙正阳不是很认同“冰棍理论”，但是也认同“冰棍理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如果不尽早处置，那么资产就会持续流失，直至只剩一根冰棍木棒。

    国企要改制，既要促成其盘活资产，又要防止国资流失，沙正阳觉得这并不矛盾，关键在于你操作者能不能秉持一颗公心，依法依规来操作。

    事实上这一点往往也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不透明，陷入利益格局，缺乏监督机制，这种种因素都会直接导致改革改制的国企陷入郎咸平所说的国有资产在改制中被侵吞流失这一现象。

    所以沙正阳觉得，关键还是在公开透明的机制下，强化监督，通过明确的法规政策来规范改制方案和进程，只要做到这几点，沙正阳认为哪怕真的造富一批人，那都是值得的，你不能因为人家贡献智慧发挥了才干，得了利就眼红，如果心存这种观点，那就真的没法做了。

    “钟书记，既然你都这么有决心有信心，我还能说什么呢？尽我所能，把国企改制这盘棋下好，当然我只能在前面冲，后边儿还得要您和林书记他们来举旗压阵才行。”沙正阳慨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