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工人的培养，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在工厂里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来培养，二是建立专门的技术学校来进行培养。

    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在手工作坊的年代里是可行的，但也免不了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师傅从自己的师傅那里学到的东西，恐怕就只有七八成，再教给自己的徒弟，又得打个折扣。几代传下去，最后水平就越来越低了。到了大工业年代，一个工人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并不仅限于一个专业，这时候仅仅依靠师傅来传授技艺，就更不可行了，必须由专门的技工学校来完成这些培训工作。

    早在50年代，中国就已经建立了许多技工学校，这其中有省、市政府的劳动部门成立的，也有各主管厅局成立的，还有厂办技校等等。运动年代里，有些技校被改成了工厂，技工培训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运动结束后，各地陆续恢复了一些技校，但因为各种原因，大多数技校的办学情况并不理想，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

    吴仕灿提出到世纪末要培养出5000万合格的技术工人，以当年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宏大得离谱的目标。要知道，1981年全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也只有8000万，这其中还包括了企业里的机关干部、后勤人员、未技术工种的工人等等。有一些村办、社办的小企业，也用不上水平太高的技术工人，有几下三脚猫的功夫，能够开得动机床，会车几根轴，就可以算是技工了。5000万合格的技工，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冯啸辰却知道，按照中国工业的发展趋势，培养5000万合格技工是非常必要的。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达到1亿6000万人，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工厂”，许多企业都苦恼于找不到优秀的技工。一支高素质技工队伍的形成，不是三五年的事情，而是需要提前20年布局的，吴仕灿仅仅是听了冯啸辰所做的预测，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其洞察力的确是非凡的。

    “吴处长，技工培训的事情的确是非常重要，但这事难道不是应当由劳动总局来考虑的吗？咱们重装办去做这个规划，是不是越权了？”冯啸辰提醒道。

    吴仕灿道：“我知道，技工学校是归劳动部门负责的，但我看过他们的一些工作思路，他们对于整个工业的发展趋势缺乏正确的认识。不说国家劳动总局如何，许多地方上的劳动局没有把技校当成培养技术工人队伍的平台，而是把它当成解决就业问题的手段。很多人上技校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分配工作，而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又不愿意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更愿意去坐办公室，或者干一些比较轻松的工种。这样下去，咱们未来就会出现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被动局面了。”

    “吴处长说得对。”冯啸辰点头道，“其实这种情况现在就已经出现了。我这次在秦重考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这几年老工人退休的数量非常大，新工人大量进厂，导致企业的技术水平大幅度下降。我听浦江的一位朋友说，浦江市劳动部门做过一个统计，认为全市缺少熟练技术工人70万以上，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浦江的工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数据。”吴仕灿道，“只不过我原来还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这么迫切，觉得通过现有的体系进行培养，过上几年，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就能够有所改善了。今天听到你在会上说起未来20年中国工业发展的预测，我突然感觉到情况非常严重。如果照目前的培养方式，咱们恐怕是很难培养出一支足够规模的技工队伍的。”

    冯啸辰问道：“那么，吴处长打算怎么做呢？”

    吴仕灿道：“我目前想到了两点：第一，我们需要做一个调研，向经委报告当前技工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请经委与国家劳动总局从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高度来重视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应当建立一所技工师范学校，专门为咱们所联络的重点装备制造企业输出技工师范人才。咱们这些重点装备企业，很多都有自己的厂办技校，但技校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咱们如果能够为他们提供优秀的技工教师，对于提高他们的技工培训水平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咱们自己办技工师范学校？”冯啸辰被吴仕灿的脑洞给惊住了。说实在的，他还真想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每次想到之后，都会迅速地否定掉，因为重装办总共也就是这么20多个人的编制，哪有可能自己办一所学校。可这个主意从吴仕灿的嘴里说出来，意义就不同了，吴仕灿不是信口开河的人，他敢提出这样的设想，肯定是意味着这事是有希望的。

    “这并不困难啊。”吴仕灿看出了冯啸辰的心思，微笑着说道，“咱们重装办自己没有编制，但可以借别人的编制来办这件事，我们只需要出一个名义就行。”

    “我不明白。”冯啸辰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吴仕灿道：“咱们可以找一家企业，把它目前的厂办技工学校借用过来，改成重装办的高级技工师范学校。至于人员，可以从各单位借调。经费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实在不行就只有向各企业摊派。但这件事是对各企业都有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摊派一些费用，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这样也行？”冯啸辰乐了，看来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当年存在着很多思想禁区，人们是不敢随便做一些事情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当年缺乏各种规章制度，各单位做事情的自主权非常大，许多事情只要不是触碰到“雷区”，就不会有人管，你可以随便去试。那年代的单位领导也很牛气，只要我做的事情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即便是不合规，你也奈何我不得。

    当年流行说的一句话，是“摸着石头过河”，其意思就是说凡事都没有经验可循，于是只能尝试。国家也是鼓励各单位进行各种尝试的，当年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里，就写了不少打破陈规陋习的情节，而这些都被认为是改革的表现。

    相反，到了新世纪之后，国家部委或者国有企业在做事情的时候就需要谨小慎微了。凡事都要讲程序，如果是违反了程序要求，哪怕你的动机是好的，也会遭到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