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瑕丘守将毕众敬因为儿子获罪不被政府赦免，一怒之下投降了尉元，导致徐州门户大开，北魏大军迅速南下，向薛安都靠拢，准备接受薛安都的投降，并一举控制徐州首府彭城。

    毕众敬在1600年前，上演了一出“冲冠一怒为儿子”的大戏，和发生在公元1644年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老将军毕众敬不像吴三桂那样甘心投降，《魏书》记载，在投降尉元之后，老毕后悔愤恨，几天都吃不下饭。不过老毕后来去到北魏首都平城，受到皇帝拓跋弘和冯太后的款待，在异国他乡安度了晚年，而老毕的儿孙们却因此在北国扎下了根，在北魏朝廷出将入相，使毕家祠堂大大风光了一把，此乃后话。

    毕众敬的故事中最让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刘彧的表现了。在薛安都、常珍奇等人纷纷反水之时，毕众敬能立场坚定的要求归降政府实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刘彧居然在“赦免毕元宾”这个旁枝末节的问题上出人意料的顽固，导致最终毕众敬的反叛，真是让人大跌眼镜，“猪王”刘彧的智商和情商真是低的让人咂舌啊。

    不过由于古代通信状况不像现在这么及时，就算利用政府驿站的加急快报，通个消息一来一回没个十天半个月都不行。所以史书记载虽有时间先后，但是对于刘宋皇帝刘彧来说，坚决不赦免毕元宾时，可能还不知道前线形式已经如此恶化。我们的刘彧同志可能还在幻想着张永、沈攸之的大军一到，薛安都等人就要束手就擒的黄粱美梦呢。在这个前提下，刘彧可能认为给毕众敬许诺兖州刺史已经足够了，至于“法外施恩”赦免小毕，作为一国之君又怎能随意违反帝国“法律”呢？虽然给刘彧的“糊涂”找了这么多台阶下，但刘彧不能抓大放小，做事刚愎自用，就显示出他的政治素质实在不配做一个皇帝。

    我不由得想到了汉高祖刘邦的一个相似的故事：楚汉相争时，刘邦和项羽形成拉锯战，相持不下，于是刘邦要求韩信增援，包抄项羽。而此时韩信刚刚攻下齐地，他想用“支援刘邦”作为筹码，于是上书刘邦要求晋封自己为“假齐王”，就是代理齐王的意思。刘邦闻讯大怒，他妈的，韩信这小子居然敢跟老子讨价还价，正要发作之时，张良暗中踩了踩刘邦的脚，刘邦突然醒悟，转而对韩信的使者说：“我生气就是气韩信也太小家子气，要当齐王就当真齐王，当什么假齐王？”于是刘邦让使者带上印信，直接晋封韩信齐王。而韩信也没有食言，出兵助战，帮助刘邦平定了天下。

    比较刘邦和刘彧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刘彧的政治素质和刘邦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刘彧的脑子里有太多的羁绊，法律、礼教、人情、情绪，等等，太多的因素影响着他的判断。而刘邦不同，他的脑子里只有不断权衡的“利益”，也只有这样，刘邦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帝王。和刘邦一样，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政治家都深知“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字在汉语里的解释就有变通、平衡的意思，而权力就是为了取得最大利益而去“变通、平衡”的能力。

    看过奥斯卡获奖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朋友应该对辛德勒讲给集中营司令官戈特的关于“权力”的故事记忆犹新，辛德勒告诉戈特：杀一个人，只能证明你维护了法律，这只能叫做“正义”；但赦免一个人，虽然背负着违反法律的风险，但这却是真正的“权力”。虽然这个桥段是为了表现辛德勒如何机智的拯救犹太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导演斯皮尔伯格却通过辛德勒的口说出了权力的真谛：权力是高于法律和世间一切规则的一种力量，一种存在！

    其实，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政治家都深谙此道，远的不说，就看看北魏帝国刚刚仙逝的文成皇帝高宗拓跋浚，就是个深知“权力”的帝王。史书记载，拓跋浚幼小时就聪明伶俐，他的爷爷世祖拓跋焘十分喜欢他，经常带在身边。一次，拓跋焘带着年仅5岁的拓跋浚北巡，恰好碰见一个部落酋长绑了一个罪犯要施刑，没想到小拓跋浚说到：“这个奴仆今天遇见了我，你应该放了他！”酋长当然不敢违命，当场放人。拓跋焘惊奇道：“我这个孙子虽小，但要以天子自居啊！”

    说了一大篇，又扯得远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刘彧同志在处理边疆将领的问题上实在是配得上他的“猪王”的绰号，一次又一次的决策失误，不懂变通，导致徐州前线局势继续恶化。

    北魏镇南大将军尉元在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