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说到氐王杨难当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氐王，他一改“仇池国”左右逢源的一贯国策，一有机会，就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希望在北魏刘宋两大帝国南北争霸的历史大环境下，火中取栗，获得实惠。

    史书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刘宋梁州刺史甄法护治州无方，把梁州搞得很混乱，于是刘义隆计划派萧思话前去代替他的职务。此时，氐王杨难当认为萧思话还未到职，趁刘宋人事变动之际，派遣部将起兵袭击梁州，攻破白马，然后占据了整个汉中地区。可惜杨难当有冒险的勇气，却没有守疆的实力，刘宋帝国在刘义隆元嘉时期，正是国力大增之时，怎容杨难当猖狂。刘宋新任梁州刺史萧思话派司马萧承之为先锋讨伐杨难当，所向披靡，很快就平定梁州，而杨难当见势不妙又投降依附于南朝。

    遭此挫折，杨难当却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向南攻击刘宋不成，杨难当又把矛头指向北方的北魏帝国。公元436年，杨难当一面自称为“大秦王”，一面派兵占领北魏上邽地区。而当时北魏帝国太武帝拓跋焘怎是个吃亏的主儿，立即派遣车骑将军拓跋丕指挥黄河以西高平镇诸军攻取了上邽，不过此时拓跋焘的注意力还在于和刘义隆的南北争霸的大战略的筹划中，并不愿意彻底清除“仇池国”这个也许会成为盟友的边疆氐族势力，于是拓跋焘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杨难当屈服，替北魏镇守上邽，并迫使“仇池国”改变国策，转而向刘宋用兵。不久以后，杨难当在北魏的支持下全力南下骚扰打击刘宋的益州地区，史载仇池军攻打涪城，又征伐巴西，还掳掠雍州流民七千多家送回到仇池补充人口。对于杨难当政治立场的多变态度，宋文帝刘义隆感到异常愤怒，于是派大军讨伐，杨难当最终被宋将裴方明击败，走投无路之际退到上邽投降了北魏。而刘宋帝国则攻克仇池，“后仇池国”灭国。

    看杨难当当权下的后仇池国灭国这段历史，让人不禁唏嘘。从史料所显示，杨难当还是一个有“雄心抱负”的地方实力派，但是他不得天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南北中国已经基本统一在北魏和刘宋两大帝国旗下，拓跋焘和刘义隆又是两个英气勃发的英明君主，此时“仇池国”作为一个边疆弱国，应该采取“韬光养晦、保境安民”的政治策略，寻找机会再向外发展。而这里所说的“机会”正是指“大国内部四分五裂、军阀再次混战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象偏居一隅弹丸之地的“仇池国”如何可以和统一的南北两大帝国进行军事上的叫板。

    其实不用说“仇池国”这样一个民寡地贫的小国，就是在三国时期的“蜀汉帝国”，如果不遇上“曹魏内战”这样的“大机遇”的前提下，尽管诸葛亮是个不世出的人才，尽管他“鞠躬尽瘁”，依然会在“六出祁山”的战争中碰的头破血流。所以如果我们回看诸葛亮《隆中对》建议的大战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在欣赏孔明所策划的大战略蓝图时，一定不能忽略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天下有变”，而这个“天下有变”，却是讲的最最重要的“天时”问题，如果曹魏不内乱，蜀汉和东吴焉有机会可言？而以孔明的睿智，应该早就看透了形势，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执着的不断北伐，其实心中也应该明白在为不可为之事，只不过在报他的“知遇之恩”罢了，真是可悲可叹。

    而“楚汉争霸”时期的刘邦同志，同样坐拥“蜀汉之地”，却最终统一全国，这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项羽的“分封诸侯而治”的政策（在中国的历史上，“分封诸侯”等同于“军阀混战”，不过以项羽当时的出身和认识，以及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也只能选择分封）。刘邦得其天时，才成就了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四面楚歌”的华丽辞藻，成就了大汉朝数百年的辉煌。

    转回来说我们的杨难当同志，他在不占“天时”的情况下，没有认清形势，一而再再而三的横挑强邻，其结局也就只能是毁灭。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北魏拓跋焘和刘宋刘义隆这样的大国视角看“仇池国”，控制、利用、抛弃、毁灭，就是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国策”。像拓跋焘对待杨难当，尽管他骚扰上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