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松麓的这种不能算担忧但又算是一种担忧的心态，很现实，也很实在。

    固然刘钰曾稍微在儒生身上寄托了一丁点希望，希望他们搞出新的体系，在理论上适应新时代的同时，又保持天下体系的向心性。

    毕竟，时代走到这一步，实际上世界上就剩下“一个半”天下了。

    天主教的天下，马上要完。

    即将到来的里斯本大地震，就是个导火索，各国政权王权与教廷的矛盾会最终爆发，天主教的“天下”瓦解，近在眼前。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天主教的支柱国家们，都会选择“国家”作为他们新的意识形态，耶稣会解散在即，教廷可以滚蛋了。

    另半个，经书创立的时间太晚，任何带着复古旗号的改革，都会被出现太晚、字太多的经书，弄得没有打复古旗号往前走的空间。

    剩下的这一个“天下”，构建纯粹民族上的国族认同，其实对此时的大顺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

    不可能指望一个将来要从美洲西海岸争霸到好望角的庞大帝国，自己去搞碎片化的欧洲那一套民族构建，那是嫌自己炸的慢。

    实际上，刘钰的这种曾经丁点存在过的、抽取新时代普遍性、剔除封建经济基础魔改儒教的想法，挺难的。

    理论固然难，现实情况其实更难。

    因为，大顺最精锐的一批儒生，他们的老师，都是在明末那个混乱时代之后的一批人。

    大顺开国太难，明末惨剧太多，他们天然对异族抱有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任何异族，从王源对佛教杀杀杀的态度，就能略窥一二。

    这种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是师生相传的。

    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这样理解：

    大顺不再是那个一片石失败、神州即将陆沉、最终荆襄绝命反击将摇摇欲坠的天下保住的大顺了。

    而是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向了美洲、南洋、印度、好望角的强大的上升期的、试图在新时代的大争之世中做“制新礼”的天子的大顺了。

    但学术界的精英们，还没有为这种转型做好准备。

    师生传承的体系下，他们仍旧对百年前那个摇摇欲坠率兽食人的黑暗时代，忘却不掉。

    他们还没有适应，也没有做好承担治理一个前所未有广阔、又前所未有不能理解的天下的准备。

    所以如孟松麓这样的儒生，嘴里喊着“天下”、“天下”。

    但当权哲身讽刺大顺对藩属不用王道的时候，他内心虽然有些挣扎，可还是瞬间跳到了“天下”之外，张口直接反讽，说你们才是不行王道专行轻重术。

    这固然是对过去黑暗时代的传承记忆。

    也源于大顺自己重构了“道统”。

    制度上，大顺之前很多是承载了明制的。

    但在“道统”上，不是。

    大顺的道统，是承认汉唐有道统的，不认朱子学认为的三代之后汉唐没有道统。

    当战国的诸子游侠们消亡、当五德轮替的天人破灭、当武人乱政的混乱消散、当宋始终不能一统混成割据的天下观被蒙古人踏破、当从韩愈开始的对佛教的反击战在南宋终于完成……

    走到明亡顺兴这一步，大顺选择了陈同甫的“道行于事物之间、物充盈于宇宙之内”的道统说，是某种必然。

    明末任何一家造反的得了天下，多半都会选这一套道统说。而不是造反出身的东虏南下，则多半会选朱子学。

    因为【彼其初心，未有异于汤武……虽或急于天位，然始终不失其救民之初心，则大功大德已暴著于天下矣】！

    在朱子学已然盛行的时代，起义者的合法性，只能选择这一套东西。

    因为其的确是造反，的确是夺了天位，但只要有救民利民之功，那么就没问题。

    三代与汉唐，一脉相承，无非是“做得尽”、“做不尽”的区别。

    走到这一步，选择了这一套“道统”说，也就意味着大顺必须要有“绩效考核”，证明自己在做、要用功体现。

    但经济基础摆在这，如果没有刘钰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把大顺拉入到了新世界中。

    那么，当大顺解决了西北边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