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人向善很难，引诱别人作恶就简单的多。

    制度的存在，就源于不相信人性本善，从而依靠制度的完善来弥补各种作恶的空子。

    想引诱人作恶，也非常简单，在制度上反向动手脚，弄得四处漏风即可。

    就像是一个粮仓，想防硕鼠，就该造仓建墙夯土养猫。而想要招硕鼠，都用不着在地里抓然后扔进去，只需要把墙拆个窟窿，很快就会满了。

    刘钰对地主阶级的厌恶，只是出于大顺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身份的阶级恨，不牵扯道德问题。

    但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苏北比别处更早地完成了“乡村劣绅化”。

    海潮、溃堤、黄河、洪泽湖、盐碱化。

    从宋黄河南下、到明迁都北京复大运河漕运堵淮河束水冲砂保北不保南，这些天灾和人祸加在一起祸害，能留下的必然都是劣绅。

    因为……好人根本做不到靠原始积累完成成为乡绅的跨越。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苏北地区的“吃大户”民风。活不下去吃大户，劣绅高墙大院带火枪，不好吃。被吃的，主要还是小地主，大地主不但不被吃，有时候还身兼道门头目带头组织。

    之前不是有现成的例子嘛，胆大包天竟敢上生员家借粮，结果全都被活埋了不说，还扣了个蓄谋不轨、野心起事的帽子。

    真是昏了头，生员老爷家的粮，也借得吗？

    而吃大户之风，又源于这里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彻底崩坏，苏北鲁南的除夜权问题，在蒙元时候就已经有大儒指出已经严重到“男女佃农臭不要脸憋不住欲望，不给主家交除夜税不准结婚，竟然野合淫奔，大伤风化”的地步了。

    天灾频发，小农破产、小农经济崩溃的速度，可比别处快了几倍不止。或许别处200年跑完的兼并循环，此时被黄、淮、海潮折磨的苏北，可能只要30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决这边的问题，靠道德和儒庙没有任何卵用，只有彻底解决这里的经济基础问题才行。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非是橘子不想在淮北长，只是橘子在淮北只能死，而只有枳才能在淮北活下去。

    这种现实基础，恰恰又让刘钰的引蛇出洞的毒计可以非常顺利的实行。

    所需要的，只是一张“无需人名画押审查、几乎等同于无编号纸币、处处都是漏洞”的朝廷河工粮食兑换劵。

    他到苏北的第一站，先来了阜宁。

    带去的仪仗、警卫，按照县令提供的名单，分去各个村落，将各个村落的“黄老爷”都请到了县城来。

    酒席摆上之后，刘钰就直来直去。

    “朝廷要修淮河的事，你们想必也都知道了吧？路线就这么定了，淹了谁的田、泡了谁的祖坟，这些事不要和我讲。我不管这些事。只去和黄淮都督去理论。今天我来不是为这等事来的。”

    在座的乡绅心想这等事只能认了，还能怎样？

    明着争论是不敢，就看谁有本事。

    之前几个治河的的大官，因为治水淹了人家的祖坟和田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日后不是被斗倒了吗？我们没这本事，也没在朝中做大官的亲戚，只能忍着了呗。

    刘钰又道：“修淮河的好处，我就不说了。意义、对你们的好处、包括你们的土地由劣田而成上田，日后怎么计税、怎么算租，那是日后的事。”

    “陛下叫我出镇此地，我松江府那边还有诸多事。有人献策，说这苏北士绅，不同别处。我也多有耳闻……”

    他这么一说，乡绅们心里都咯噔一下，心想只怕耳闻的，都是些坏话。

    却不想，刘钰却道：“只说苏北多灾，要防海潮、防洪水、防台风、防抢粮、防吃村……还要修圩子，尤其是水灾时候全村躲避的圩子。”

    “是以，有人说，苏北的士绅，那都是有组织能力的。若如分邦建国时候的士人、西夷故事的骑士。若是朝廷乱了，便能拉出来武装抢劫当土匪头子；若朝廷不乱，也能组织一下修圩子什么的，和别处的士绅是不同的。”

    话好像是好话。

    但从刘钰的嘴里说出来，就说不出的刺耳，太多诛心之论，叫人也不敢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