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河南一个县都舍不得换除了盐的“穷苏北”，朝廷压根就没有考虑粮食安全的顾虑。

    刘钰要说：为了发展工业，让河南种棉花吧。

    估计能让人喷死，从皇帝到言官，都得狂喷，这是取死之道。

    但要说，让苏北种棉花吧。

    只要能保证苏北的棉花，能换到南洋的稻米，朝廷得蹦着高的同意，心想着总算不用每年二三十万两赈济了。

    而且，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如果改革持续下去，是大顺的天下畿内地区，唯一一处适合资本大规模投入土地运营的地方。

    三个原因。

    其一，因为淮南要煮盐。

    所以，大片的土地，覆盖着草、树，尤其是一些荒滩，朝廷是有严格管控的。

    禁止开垦。

    目的就是为了淮南煮盐做燃料用。

    而刘钰是双管齐下的策略，要直接把这些土地变成可以开垦。

    四川盐把两湖地区抢到手，让淮南盐衰退，是一招；另一招就是晒盐法推广，晒盐法可以与盐票配合，但不容易与盐引配合，制度改革算是软件更新，为硬件更新做准备这正是大顺的奇葩之处，先软后硬，很难做到先硬后软。

    这两招一下，淮南盐区即便不废，但大量的草场、林区，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都可以开垦。

    其二，小农区，和资本投入的大规模土地垦荒区，二者并不重合，互不影响。

    很多荒滩，只能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才有利可图。

    小农搞，三年就得撂荒跑路。

    比如这些滩涂盐碱地，是可以种棉花的。但，不是小农的种法。

    种一亩地的棉花，需要一亩地的草、一亩地的轮耕田、一亩地的养地田。

    比如，甲地种棉花，乙地要种草，用乙地的草，覆盖甲地，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

    丙地则种苜蓿、蚕豆、金花菜等，不要空着，防止土地反盐。

    而丁地，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

    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

    要小农种，最多三年，土地盐碱化、失去肥力，种啥也不会长的。

    资本投入则不同了，人力又便宜，地也便宜都是荒滩，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如何能不赚钱？

    其三，还是蒸汽机的使用。

    水利设施，也需要动力提水。

    大规模的农田，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也有改良的资本。

    哪怕是挖水渠呢，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要么归集体所有，要么归资本所有。

    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大量的失业人口，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

    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就和别人大为不同。

    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川盐侵楚”问题，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在扬州收盐税，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有何区别？

    让楚地归川盐，那不就没有“侵”这个字了吗？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

    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关系到大顺的财政。

    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

    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逆流而上到武汉；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哪来的自信呢？

    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是一种冒着黑烟、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但显然，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

    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

    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江南顶不过徽商，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不去四川去哪？这时候要推一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