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安静之下，这些私盐贩子中有实在受不了的，把心一横心道大不了一死个驴毬子的！

    “国公，也非是我们夸口，就是我们有本事，是那些卖官盐的没本事。这便叫占着茅坑不拉屎，白白占了那么好的位置，却做不出事来。若他们有本事，我们别说卖到信阳，怕是襄阳都卖不到。”

    刘钰笑道：“扯淡，你们要是卖官盐，也一个鸟样。那就是个笼子，在外面本事再大的，进去也得变王八老鳖。这是笼子的问题，竟还真以为你们真个就有翻江倒海的本事了？”

    说完，轻咳一声，唤了个人，一个随从从外面拿着纸笔走进来，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将手腕悬起，等待着审问的速记。

    短暂的沟通之后，刘钰就开始问这些私盐贩子一些关键性的、逐渐开始严重的问题了。

    从私盐运输的线路开始，到各个县的销售数额、接应人手、运输成本、行贿的额外成本。

    再到私盐从何运来，盐井的老板是哪里人，四川的盐业政策等等，逐渐深入。

    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从这些私盐贩子的口供里，刘钰看到的，是大顺开国百年的战争史。

    从甲申年开始的四川拉锯，再到反击，再到收复失地还于旧都。

    然后开始北伐，开始对蒙古和辽东用兵，然后陕西、山西商人因为协助军需后勤开始崛起。

    再然后，北方逐渐平定，大量的陕西商人有了做大买卖、和官府打交道的经验，也有了在淮地办盐支持军需的经验。

    同时因为战争，使得陕西商人富集了大量的资本。

    伴随着大顺北方战争的结束，携带了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之前几十年置办军需和官方打好的关系、以及之前就搞盐业运输的优势加身的陕西商人，越过了秦岭，进入了四川。

    四川开办盐场的，都是些小手工业，资本不足。

    加之没有两淮盐业的锻炼、没有置办军需的锻炼，对朝廷的政策反应有些迟钝。

    而陕西这边的商人，则抓住机会，很快崛起，成功垄断了四川的盐业。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在刘钰看来生机勃勃的模式。

    四川士绅的土地、陕西的资本、四川的劳动力，以及实则是江南的白银货币，在这里成功地融合到了一处，迸发出极大的、勃勃然如英国羊毛让地主和资本家拧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机。

    四川拥有土地的士绅，乐于陕西大商人携带资本来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租将要涨价。

    有些人是长期出租土地给陕西资本，签订许多年的合同。

    有些人则是很聪明地选择了“以地入股”，但又带一部分“押山银”。

    所谓“押山银”，就是一次性的收入，由陕西资本在租地之前，抵押给四川地主，保证在租赁经营期间不会破产跑路，而如果破产跑路则这笔钱就直接给地主所有。

    与其说这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商业差距，不如说是四川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差距。

    因为此时世人皆知“蜀人不谙行盐，唯谙产盐；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资本又厚”。

    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

    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

    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

    几百米深的井，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

    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

    从北边战场上赚的。

    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

    朝廷从江南收的。

    应该说，战争和漕运，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

    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

    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则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还是信阳等地，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