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铁了心要办的事，肯定是可以明面上贯彻的。

    崇祯那样的半路帝王杀大臣就像杀狗一样，只是到李淦这，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用这么剧烈的手段。

    天佑殿里的人和前朝的内阁差不多，也就是皇帝的秘书。皇帝兼任宰相，除非皇帝躲在宫里不管事，否则天佑殿里的这些人也就是真宰相的秘书班子。

    明面上贯彻，不代表基层可以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如今看皇帝这样是铁了心要干成摊丁入亩之类的改革，李芝远也把其中的坏处说了，再剩下的，就只能是讨论一下后续的政策。

    一直没说话的英国公张牧之不是儒生，没有那种绝路之困的悲伤，见着天佑殿里的气氛有些不对，他便把话题又拉回到了具体政策上。

    “陛下，臣以为在文登州试行是可以的。但若将来有效，推广全国，这就需要仔细考虑。倒不只是李大人所说的那些问题。”

    “譬如胶辽，胶东的人口和辽南的人口并不一样。譬如文登，假设有十万人、百万亩地，这十万人的丁税加到百万亩地里，平均下来十亩地才加一人的丁税。”

    “而如辽南，可能只有五万人，百万亩地。这样平均下来，二十亩地才加一人的丁税。”

    “胶辽一省之内尚且如此，那么河南之于云南、湖广之于陕甘，这区别难道不是更大吗？所以，这摊丁入亩，还要考虑怎么摊？”

    “是按照州县摊？还是全省平均？亦或是全国平均？全国平均的话，还要考虑南北一年一熟、二年三熟、一年两熟的区别，还要进行全国的人口普查。”

    “全省均摊，则也要考虑各个州县的人口、地亩的区别。若不一刀切下去，有些地方得利、有些地方损利，肯定是不行的。”

    他的意思很明确了，人口和地亩数的不均衡、各个省的赋税标准又是固定数值的。

    要么，放权，让地方节度使因地制宜。

    要么，集权，让京城的朝廷出台一个全国公平的政策。

    相对于李芝远说的种种，英国公觉得既然肯定要实行，就不应该去考虑是好是坏，而是要考虑怎么样实行了。

    集权，对一个政权而言是难度很大的工作。

    尤其是摊丁入亩这样的事，就大顺朝廷的组织能力而言，更好的选择是放权，让各地节度使因地制宜，以省为单位，在省内调剂。

    或者……就真的如刘钰所说，培养一批皇帝直属的年轻人，充任空降的胥吏，进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田亩清查。

    李淦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看到文登州的情况，他心里已经有数，便把这个避开，只说了一句：“卿言甚是，天佑殿便是要考虑这些事的。”

    随后又把具体的问题，不动声色地化为了大而范之的内容。

    “朕所思，摊丁入亩是仁政吗？自然不是仁政。”

    “如其所言，亩税丁银，大部分还是加在了无地租地的人身上。若说得利，也不过是那些稍有些土地的自耕农、工匠、商人、雇工。富户不得利、佃户亦不得利。”

    “况且，缴税的大头来自富户，佃户不交租，富户怎么缴税？租子肯定是要包括摊下的人头税的。李卿所言，确有道理。”

    “但于朝廷，一年可加几百万两的税银。这税银多了，才能养兵、救灾。朝廷不可无银。”

    “若非要说仁政，只能说这是自耕农和工商业的仁政。至少工匠、商人的丁银倒是不用缴了。世上，当无让天下不同的人都称赞的仁政，只能仁一部分、恶一部分。”

    “依朕所见，先不考虑清查田亩，先把各个省的税银、地银、丁银汇总一下，就在这个基础上考虑。”

    “天佑殿这些日子便全盘考虑一下，到底是因地制宜？还是全国统一均摊？亦或是保持各个州县的税银总量不变直接摊？”

    他既自承摊丁入亩对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佃户不是仁政，这仁暴之争其实也就没有再论下去了，皇帝自己都承认了这非是仁政，再拿这个说事也就毫无意义了。皇帝若是流氓起来，谁人能制？

    而“仁政”一词，前些日子已经变了味了。

    一个月前，江苏织工和工匠爆发了“齐行叫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