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汉考克穿过那些醉醺醺的人群，来到了正在那宣讲的约瑟夫·沃伦的身边。

    要了一杯马德拉葡萄酒，浓郁的彷佛糖浆一样混合了橙皮和蜂蜜香味的葡萄牙酒，是他最喜欢的酒。没有之一。

    历史上，他因为走私马德拉葡萄酒，被海关抓住，塞缪尔·亚当斯的堂弟、后来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作为他的律师，赢的了这场官司，由此被视作革命之始。而后马都拉葡萄酒也充满了历史味道，被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时，约翰·汉考克只是单纯地喜欢这种葡萄酒的浓郁香气，是那种不加任何政治正确意义和历史加成的纯粹的对一种酒的喜欢。

    和周围的熟人打了个招呼，约翰·汉考克打量了一下正在那演说的约瑟夫·沃伦，在换气的间隙和他微微点头致意。

    约瑟夫·沃伦穿着一件很寻常的夹克，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天鹅绒丝巾，这都是很寻常的穿着。

    唯独不同的，是他的手指上，带着一个戒指。

    一个充满神秘学色彩、但在这里并不需要过于隐瞒的戒指。

    戒指上，浮凋着一个骷髅的印记，骷髅的上面凋刻着一支叉开脚的圆规，圆规的开角处是一只奇怪的眼睛。

    和往常一样，约瑟夫·沃伦每次说话的时候，都会奇怪地把重音放在介词上，听起来略微有些古怪，但很激昂。

    和往常不同的，是约瑟夫·沃伦正在宣讲一本古希腊的书籍。

    “理想国想要建成是不容易的，妥协之下，票主政治才是最适合新英格兰的。”

    “柏拉图认为，这种完美的票主政体，最佳人数，是5040人。”

    “能确保在前面宣讲的人，说的每句话，下面的5039人都能听到。”

    “这5040个公民，每个人都很熟悉彼此，在日常中知道每个人的道德、举止、是否值得尊重、信任……”

    “共同体的领土应当足以维持一定数量的最有节制的人的生活，但不要再大了，共同体的人口应当能够足以保护自己，反对侵略。”

    “5040人，是个完美的数量……”

    约翰·汉考克上过哈佛，虽然最开始哈佛教的是神学，但终究他是听说过柏拉图的《法篇》大名的。

    柏拉图的学说，在这里被重新演绎，经过约瑟夫·沃伦的重新注释之后，让约翰·汉考克听的频频点头。

    但只不过，若是这里驻足静听的是大顺新学派的那群人，不免对这些东西不甚感冒。

    这倒不是因为什么民族性、什么传统之类的东西。

    而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的意识，是依托物质现实而存在的。

    在都是熟人的、万把人口的、有头有脸的人都互相认识、熟人社会的波士顿，讲这个东西，当然是符合此时物质现实基础的。

    让一群自小的认知是几亿人口的社会、依靠科举选拔人才、维系统治的大顺的人听来，难免觉得，桃花源美则美矣，却不现实。

    老马说过：经济学原则上，很多人把极其相异的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了。

    一种，是生产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的私有制。

    另一种，是以对他人劳动的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要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在此时的北美这片土地上，以及从此时一直到1830年完成转型之前，实际上这两种私有制，一直是以一种混为一谈的形式存在的。

    北美的特殊环境、清教徒的垦耕劳作、广袤的土地、对原住民的屠戮侵占，使得大部分殖民者，都“恰好只有够自己亲手使用的资本”。

    自耕农、小生产者、小资产者为主体的这群人，依托着此时北美的现实状况和阶级基础，无疑非常容易接受约瑟夫·沃伦所宣讲的，柏拉图基于城邦和熟人社会以及家庭奴隶制所构想的5040人票主政治。

    正如俄国曾经“既痛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痛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一样。

    北美也经历过本质一样的事，只是表现出的形式不同。

    老马说：对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