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王党，还是辉格的爱国者党，两边的主流意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求和倾向，这里面内因自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内部阶级的因素，是他们对求和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根源。

    哪些人可以卖、哪些人不可以卖、哪些人要稳住、哪些人可以镇压，这些政客们心里门清。

    这些内部的因素，决定了“怎么和”。

    而另一些因素，则决定了“战还是和”。

    除却那些经济上的因素，战还是和，更多的时候，还是看能不能打赢。要是打的赢，战自然占据上风。

    但即便现在看来，英国的海峡舰队，还有一搏之力，可实际上不管是王党还是辉格党都不敢搏。

    这和英国举国决战西班牙、亦或者后来在特拉法尔加一战定胜负的时代不同。

    特拉法尔加时代，汉诺威王室已经彻底坐稳了位置。斯图亚特家族的人，已经基本死绝了。国内的雅各布派，已经消亡，彻底没有了叛乱的能力。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使得全部的、能说出来话的、有一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国民，沉浸在国家蒸蒸日上的幸福感之中。不会如此时这般，托利党以及旧王朝势力，依旧拥有可以里应外合打开关门喜迎王师的能力。

    是以，那时候，打输了，怕什么？大几百万人口，动员起来，没有人带路、没有人喜迎王师，有什么可怕的？

    而现在，辉格党和王党，都不敢输，海战输了就真的全完。真有人带路，且真有人会迎王师。

    某种程度上，这段时间，也算是英国王室“得国不正”的影响期，以及那些大商人垄断专营商闹得大部分人都人厌狗烦，比如苏格兰民众暴动保护走私犯、勒死军官；比如普通民众因为酒涨价，要把国王赶回德国种土豆子。

    而英国和中国的国情、商人力量、农村和城市力量的对比区别，使得英国如果想把大顺皇室干爆、引发国内动荡、实行对等报复，想要取得大顺劫船和骚扰贸易这样的成果……得派人去大顺农村，喊出均田口号搞起义，用圣徒精神团结农村，搞出天朝田亩制级别的起义。否则，是没法对等报复的。

    因为英国贸易发达，所以大顺切贸易，可以直接让英国动荡。

    因为大顺农村广阔，所以英国派人去农村传教起义均田，才能取得大顺切贸易对等的效果。

    毕竟英国对面有个法国，大顺旁边是朝鲜……法国只要过了海峡真能打进伦敦，朝鲜过了鸭绿江是真打不到京城。

    这种区别之下，一方面是海军那边的一线军官，在之前的博斯克恩被击杀的海战中，对大顺这边的技战术水平很认可。燧发机之类的技术细节不提，打破线列决战、纵队穿插打尾巴的战术体系，让这些一线军官确信这是个难缠的对手。

    这不是那支以“存在就是威慑”为目的的、打桅杆、抢下风、打了就跑的法国舰队。而是一支能和英国海军一样，眼睛不眨地把还活着的战友直接扔海里喂鲨鱼的、充斥着精神病人、疯子、酒蒙子、恶棍、杀人犯、重刑犯、食人者的海军，绝对的此时一流海军。

    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打不赢，没办法对等报复，而传教士吹的中国热风，又使得英国无法确定大顺的真正战争潜力。一个600万人口的国家，按照本国的动员能力、压榨能力和税收效率，去思考一个两三亿多人的国家，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认知偏差。

    刘玉一直鼓吹被他扭曲的假自由贸易，论据之一就是大顺的税收低，极大地迎合了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反消费税学派。

    他的数据没错，确实是低，但实际上是“无能”，而不是“故意轻税”。

    所以，英国拿着自己14%gnp的冠绝全球的税收能力，来思考大顺的战争潜力，肯定是会误判的。

    的确，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可正如大顺不可能理解出埃及记的隐喻，英国又怎么可能知道大顺家里难念的经？

    英国此时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想和。

    且能和。

    且政治力量最强的那群人想和且能接受和。

    世界是动态的。

    英国国内的阶级状况、王室认同、政局稳定这些情况，要是晚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