菀渎在后世已经沦落成了个小村子，黄河南流，决口不断，改变了很多事。

    不只是愣生生造出来向内延伸百余里的海岸，也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经济条件，原本的富庶地区混成现在这样，刘钰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在史世用陪伴下，刘钰只是在菀渎盐场稍微转了转，稍微和煮盐的百姓聊了几句，就离开了。

    这里还是用的煮盐法，实际上晒盐法早就技术成熟了。

    想想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了。

    煮盐用的柴火、煤，以及巨大的铁锅，都不是穷苦的灶户所能独自承担的。

    这也使得朝廷有能力控制他们，因为朝廷的管理能力太次，所以只能选择往后退，用往后退的方式来管理。

    明明早就有了晒盐法，可是晒盐法怎么管呢？

    控制好了柴火、煤、锅灶，就能控制煮盐的盐产量，从而防止走私，才能收上盐税。

    可要是用晒盐法呢？难道还能像查柴禾、煤炭一样，去查太阳吗？

    和明末的思想解禁一样，晒盐之类的新技术能在福建等地铺开，不是因为朝廷主动推进进步，而是朝廷无力管辖。

    而两淮地区的盐，太重要了，占了盐税的大头，这里朝廷也只能选择用这种落后的方式进行控制因为重要，所以落后。

    帝国的软件，决定了帝国能控制的硬件上限。让硬件要更新，帝国的软件发现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选择不准硬件更新，甚至让硬件退版本。

    那些发展的地方、冲破桎梏的地方，不是朝廷不想管，而是朝廷无力管。

    这种事，别人或许还要问问煮盐的灶户为什么这么苦？

    刘钰是不用问的。

    作为一个在松江府推广废弃漕米实物、改收白银税的人，他很清楚每年收米的时候什么样。

    米下来之后，商人就会压价，压到一个极低的价格。

    缺钱用的时候，就会放贷，贷出一个极高的利息。

    这些煮盐的灶户也是一样，被盐商所控制，压低盐价；需要资本买柴的时候，就放出高利息的贷款。理论上，朝廷有规定价，但凡是一旦只是理论上，那就等于不存在。

    本来明初的设计，是官方提供资本、铁锅、柴禾等，煮出来盐，按照官方价格定价收购。

    但朝廷没钱，所以发纸钞，发没有准备金、且税收都不收的纸钞。

    一整套朝廷全面管控的官山海手段，明也好、顺也罢，都是玩不转的。

    小生产者的逻辑从不是反对各种剥削，只是反对自己不是剥削者，这是小农心态注定的事。

    即便现在大顺来改革，也很难改成全面的朝廷控制，把这些小生产者盐户，弄成官方盐场的雇工。

    朝廷既要百姓能吃上盐，也要保证能从盐里收到税，这也就造就了几乎无解的局面。

    除非大顺的基层控制力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

    但刘钰身处黄河岸边，想着一河之隔的对面正在修的那条后世同等技术条件、同等铁器工具下，一个地级市的动员和控制能力，与这个倾全国之力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惨烈对比，就明白这不过是妄想。

    要推动晒盐法改革的难题，从不是生产技术上的，而是缉私技术上的、是基层管理能力上的难题。

    换一种适当松一些的、符合现在大顺控制能力的手段，允许资本入场呢？

    靠资本充足，把这些小盐户都挤垮，让他们成为赤贫的无产者，为新时代的降生提前孕育呢？

    略微在菀渎盐场做了一番考察后，刘钰给皇帝写了关于盐政改革的第二封奏折。

    一共两个问题。

    为什么两淮盐会出现“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走私情况？湖北和湖南，可都是两淮的“销售区”。

    因为川盐用天然气煮盐，根本不用烧柴禾。

    而广东福建，则因为前朝管辖的少，早早普及了晒盐法。

    使得两淮地区的盐的成本，是远远高于这两个地方的。

    烧柴，也得花钱。

    甚至于，烧柴的钱，几乎是占了煮盐三分之二的成本。

    柴禾不是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