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二月这场宋夏交兵。

    可用战略，战役，战术三层来递进。

    首先是战略层面，王安石向官家献上的‘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八字方针。

    自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来，整个国家便围绕着这战略，进行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层面进行整个国家资源的整合和调配。

    比如主和（保守）派的失势去职，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和司农寺进行变法，通过青苗法，免役法等加强国家动员能力，太学改革及‘一道德’来掌控舆论和风俗，禁军裁撤和审官西院设置加强作战能力。

    章越在治平二年，让王韶布局古渭寨一步闲棋也可算入。

    而在战役层面，便是韩绛从陕西设宣抚司而始，所定的正面攻取横山，侧面出河湟，击党项之后背。

    中枢决策有万里之遥，一往一返贻误战机，故而战役层面全权授予韩绛。

    韩绛自辟幕府，掌握地方军政大权，他全部资源投入横山，只给予王韶，章越有限度的支持。

    再到了战术层面。

    就是章越，王韶，种谔这个执行层。战绩瞬息万变，也是来不及请示韩绛，有时必须自己决断。

    章越，王韶从出渭源至翻越马衔山，三战三捷，在北渡黄河时发现西夏骑兵出现于对岸。

    这个时候战略和战术选择上，出现了冲突。

    从战略选择上，章越，王韶应继续北渡黄河，直捣心腹。

    战术层面上，王韶认为渡河风险太大，不如改袭天都山。

    王安石曾在此事与官家进行讨论，朝廷须先定大计，以次推行，不能继续祖宗的将从中御之法，但若任将帅自便，则朝廷无定计。

    朝廷必须把握到战役实施的细节。

    具体说来，就是朝廷授予章越，王韶一线将领多少权力，韩绛这样经略之臣又有多少权力。

    故而章越，王韶贸然改变北渡黄河的战略，再选择从战术上选择突袭天都山，从战略上是错误的。

    说白了，就是就算是打胜了，也算输。

    历朝历代都喜欢派太监监军，就是担心武将不敢冒风险，拒绝执行朝廷的既定战略。

    放在太宗朝时，都是临阵授阵图，王韶，章越这样自作主张改变行军路线，都是要被严惩的，最轻也是革职。

    而放在如今，章越心底也没个数。

    如今他是主帅，还更改了自己当初在官家，韩绛面前所承诺的既定战略。

    但这很可能会忤了王安石，官家之意，何况自己还杀了韩同。

    在翻过屈吴山时，章越已给刘希奭，韩缜写信解释自己改变行军路线之事，至于能不能理解只能看官家，韩绛的意思了。

    梁乙埋，汉人，如今是西夏外戚，兼西夏国相。

    西夏上下知道宋军攻陷啰兀城时可谓震动。

    而身为国相的梁乙埋身在银州城中，他数度点集国中兵马，但各路人马都不至。

    特别是横山蕃部只来了三分之一不到，而靠近青唐的西寿，卓啰，甘州三个军监司的人马至今没到一兵一卒。

    梁乙埋负手走在殿中。

    左边是他的心腹都罗马尾，他是原啰兀城守将，但被种谔打得大败，右边则是罔萌讹，此人是梁太后的心腹，却与梁乙埋不和，不过却是攻宋的主战派。

    此番梁太后得知梁乙埋进退维谷，也来助梁乙埋一臂之力。

    都罗马尾言道：“宋军本来就多募横山蕃部为军，这一次大多跟随种谔打下啰兀城。眼下不少都是横山蕃部都是倒向了宋朝，他们认为宋军会在啰兀城筑城成功。”

    梁乙埋转过身来，他相貌堂堂，仪表不凡，但头戴圆箍毡帽，身上穿着皮袍，一副党项人打扮。

    梁乙埋在西夏国中大力推行蕃俗，他虽身为汉人，却不仅有皈依者狂热，还认为国与国的区别，不仅是军事，制度，政治上，最要紧还是文化上。

    党项要想独立于宋朝，不依附于他，不被同化，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故而他大力推行党项风俗。

    梁乙埋道：“宋朝欲拉拢横山蕃部不是一日两日，这一次韩绛出兵撒了多少金银钱帛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