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病人来自瑞典的卡伦家族，这也是欧洲的传统大家族。

    瑞典没有参加一战二战，所以没有遭受战争的摧残，积累了大量财富，它是世界第一个实现现代福利制度的国家，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富余程度，而卡伦家族便是瑞典的巨富，其事业分布整个欧洲和北美。

    卡伦先生的案例非常经典，这不是一个普通的Commando手术，他做过两次手术，第二次手术便是Commando手术，术后出现更严重的心内膜炎，细菌毁灭了整个手术成果，心脏遭受的破坏比以前更大。

    第三次手术必须拆掉原来置换的主动脉瓣和二尖瓣，重新进行置换，相当于翻修，也就是“左腔退回”，然后再施行二尖瓣主动脉瓣双瓣环扩大重建+二尖瓣置换+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如果将主动脉瓣和二尖瓣比喻成两扇门，它们在心脏腔内的附着部位就是门框。

    第一次普通瓣膜置手术换是门坏了，门框没有坏，所以只是换掉门。

    而第二次Commando手术手术是门和门框全都坏掉，手术将门与门框都换掉。

    第三次手术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不仅门与门框坏掉，连门框依附的墙壁也坏了，所以难度更加大，欧洲没有医生敢做这种既修墙壁，又换门框和门的手术，像这种情况，也只能换房子了。

    所以欧洲医生给出的方案是等待心脏置换，心脏置换是心脏外科的最后绝招。

    很快，卡伦先生的医生与中国三博医院外科研究所取得联系，对卡伦先生的病情进行详细沟通，经过评估，卡伦先生能够用医疗飞机进行转运，杨平交代他们在飞机上的注意事项，瑞典那边为卡伦先生办理签证后，使用医疗飞机转运来中国。

    为了卡伦先生在中国的治疗成功，宁琪派出一个专门的辅助团队协助卡伦先生在中国的沟通与协调。

    经过十几个小时飞行，卡伦先生终于见到传说的杨教授，这可是现在欧洲一些富豪心里的半神人物，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位富豪听说外科研究所没有单间病房，需要住远离外科研究所的华侨楼，他宁愿住在普通病房，这样多一份安全感。

    可是，杨平觉得他更适合住在CCU，他的病情比较严重，不适合住在一般的病房。

    好的事情容易在圈子里口碑流传，卡伦先生从德国的某位好友那里得到消息，中国的杨平教授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胜过所有的欧美医生，而且欧美很多医生都是他的学生。

    这让卡伦先生重新燃烧起对生命的渴望，此时正好有一家中国企业正在跟他们家族企业谈合作，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他的儿子向这位中国朋友请求帮助，没想到中国朋友满口答应，立即热情相助，很快把事情办妥。

    前几天还在为此事苦恼，现在卡伦现在已经躺在中国医院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治疗。

    目前外科研究所还没有自己的ICU，一些危重的病人，如果是创伤病人放在创伤ICU，如果是心血管科的患者放在CCU，其它的都放在普通的ICU。

    杨平打算组建自己的ICU，规模不用太大，几张床即可，关键设备要完善，然后医生护士需要足够优秀，这样对一些危重患者大型手术有个更安全的保障。

    卡伦先生的年龄其实还不算太大，才六十岁，目前还在家族企业的首要岗位上，在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医生说只能等待心脏移植，别无他法，而且现在还不能冒险移植，必须控制感染后才能做心脏移植。

    心脏移植是最后一步，如果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谁会想走这最后一步呢。

    Commando手术是世界顶级的心脏瓣膜手术，由David TE医生于1997年第一次报道，最早用于感染性心内膜炎。

    该手术通过切开整个主动脉根部以及左房顶，重建主动脉幕帘后进行双瓣置换，手术难点在于仅用单层牛心包重建主动脉根部、主动脉幕帘以及左房顶，术中需仔细匹配瓣膜尺寸，预防难以控制的出血，并且术后并发症较多。

    因此该手术方式为世界顶级难度的瓣膜手术之一，国内极少中心开展过类似手术，至今罕见相关中文文献报道。

    而万伦先生的Commando手术现在已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