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美术馆藏《五色鹦鹉图》为其中之一，画中鸟儿立于盛放的杏花枝头；

    其二是帝都故宫珍藏《四禽图》册页，画中鸟儿栖于盛放的梅枝及竹枝上；

    其三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竹禽图》，画中小鸟立于枝叶掩映的翠竹枝头。 .

    至于本品的鸟儿，也结合了折枝梅花、折枝杏花和竹枝。

    更引人入胜的是上述徽宗册页中，四幅中有两幅采用了双鸟对望的构图，近似本品前后瓶腹的样式。

    宋瓷的花鸟画工以磁州瓷枕为上品，当中又以观台东艾口窑、禹县和汤阴鹤壁集的制品尤佳。

    这些瓷枕造型多变（如虎形枕和孩儿枕），但枕面无不宽阔平整，为能工巧匠提供了创作花鸟画或其他题材的绝佳平台。

    磁州枕的花鸟画风皆体现了写意舒展的书家笔法，与宫廷画院的工笔意趣大相径庭，但与文人的意笔却一脉相承。

    此外，磁州枕的纹饰多为白地黑彩（偶尔饰白地褐彩），这与浓墨重彩的宫廷画风亦大异其趣，与文人画的水墨意趣却遥相呼应。

    元代的政治气候对文人画家也有影响，他们大多不见用于蒙古朝廷，有的拒不入仕，宁愿寄情山水、潜心治学。

    有时候，时局更迭亦催生了风格的嬗变。

    以钱选为例，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他的花鸟画高度写实，但在蒙古人治下却致力摹古，其山水画便是师从唐代青绿山水，在创作别的题材时，其个人色彩和风格也益发明显。

    赵孟为宋室之后，曾为徽宗《竹禽图》题辞，亦见用于元世祖，侍奉多朝君王，并出任翰林学士承旨等要职。

    他的画作无论是山水、骏马和其他动物，以至人物、竹石或其早年偏爱的花鸟题材，皆备受世人推崇。

    他的花鸟名作之一是《幽篁戴胜图》，现藏帝都故宫博物院。

    赵氏常以双钩画竹，用没骨绘鸟。

    这种二者并举的画风，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兼收并蓄的藏画品味。

    他的门生王渊（活跃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为职业画家，擅画花鸟修竹，作品以水墨居多，画意颇得黄筌之妙。

    元代后期，景德镇陶瓷的釉下青花装饰工艺已发展成熟。

    画师用悬浮粉末状的钴料，直接在未经窑烧、渗水透气的瓷坯上作画，这种画瓷工艺也许最富有绢本或纸本绘画的神韵，亦与本品的装饰手法不谋而合。

    鉴于消费者背景各异，加上元瓷的纹饰题材愈见丰富，所以当时在严格意义上可称为景德镇花鸟画瓷器的数目十分有限。

    虽然饰自然题材的元代青花佳瓷数量可观，但花鸟画纹饰仍以鸳鸯戏荷类居多，偶尔也有芦雁图、孔雀牡丹图等变奏。

    时至十五世纪初明代，佳妙的花鸟画终于在景德镇御窑青花瓷器上大放异彩。

    这一方面得益于早期画家的创作，其灵感部份来自当时数名宫廷艺术家（如活跃于十五世纪初的边景照）的花鸟画，而这些画家本身对传统画法也有所继承和发扬；

    另一方面，则可归功于《本草纲目》等木刻书籍的普及。

    十五世纪初最细腻传神的瓷器花鸟纹饰，也许俱出自抱月瓶，而这些作品亦是本拍品的蓝本。

    十五世纪初的抱月瓶风格独树一帜，一例见于大维德中国艺术馆藏，另一例为宝岛国立故宫珍藏。

    抱月瓶体扁圆，椭圆底略凹为足。

    圆直颈，颈侧如意耳与器肩相连，饰古朴的卷草纹。

    瓶颈前后均绘竹枝，肩与足胫各饰一道别出心裁的仿古云纹。

    瓶腹一面绘鸟儿栖于盛放的梅花枝头，另一面则饰鸟儿与盛放的杏花，前后腹均衬以翠竹。

    此类抱月瓶正符合当时中国菁英阶级的审美趣味，更耐人寻味的是，赫拉特现存一幅公元1488 年的画作中也有一例相同的瓷瓶。

    由此可见，这类作品在近东宫廷亦大受欢迎，而画中瓷瓶很可能是永乐年间流入赫拉特（当时为帖木儿商业重镇，现位于阿富汗境内）的外交礼物。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花鸟都是文人墨客所喜欢的重要因素。

    雍正帝的艺术造诣在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