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四年春天，数万江南民众围抄董其昌家，并一把火焚之，就因为他地主而且恶霸，横行乡里，豪门加之劣绅，作恶多端。

    加之子弟不法，胡作非为，家人仗势，狐假虎威，劣迹丑行，贻祸家乡。

    老百姓积怨之深，民愤之大，早就恨之切骨，奈何他身居高位，官官相护，奈何他财大气粗，爪牙众多，只好任其横行。

    但这年春天，由于他强纳民女，采阴补阳，拘押民妇，剥裈捣阴，出了人命案，遂遭遇这场农民运动式的抄家。

    在中国文人中间，为独一份，在世界文人中间，大概也是独一份。

    围攻民众，成千上万，四乡八里，啸聚而来，焚其屋舍，毁其资产，砸其牌匾，殴其家人。

    民抄董宦，野史流传，江南一带，家喻户晓。

    董其昌的文名虽甚，但不敌其秽名更大，是其一生中最大尴尬。

    能把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逼到这个份上，这位仁兄的人渣程度有多高，便可想而知了。

    到了清朝，撰《明史》的张廷玉，下笔这位极富争议的前朝人物，是如实道来，还是隐恶扬善，大概颇费周章。

    作为识时度世、老道精明的官僚，作为极其聪明、极会来事的史官，既不能不说这件事，又不能直说这件事，只好求助于和稀泥了。

    第一，众意难违，董其昌的书法、绘画、题签，在其健在时，便奇货可居，人皆宝之，入清以来，更是朝廷科考、斋宫供奉、干禄求仕、苞苴贿赂的极品。

    第二，圣眷甚隆，不但为乾隆欣赏宗奉、赞誉备至、朝夕临摹，得其精神，甚至连康熙也是十分首肯的。

    两位帝王的赏识高看，撰史的他不能不下笔郑重，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据实直书其臭其丑，惹得年轻气盛而且特别自负的主子不开心呢！

    董其昌的官宦生涯中，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譬如其尊师恤老、仗义行事：“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

    譬如其教授东宫，敢于直言：“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为帝王讲解开导的意思)，皇长子每目属之。(大概董其昌对朱常洛讲了书本以外不该他讲的话)，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

    譬如其天启年间，“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列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于笔断”。

    这些论述都收在董其昌的《容台集》中，可以看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见解、在军事上的谋划、在经济上的韬略。

    尤其在涉辽事务上，对努尔哈赤之崛起，对边外女真之扰边，多倡防范抵制之策，颇有未雨绸缪之计，稍后一点的晚明志士黄道周，为此书作序时，也承认对董认识之不足：“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

    所以，清廷修《四库全书》，因此书多有触犯清政权的忌讳，而被列为。

    这便是董其昌光鲜的一面了，“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儒雅潇洒、洒脱斯文的成功艺术家，在《笔断》的宏论谠议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深谋远虑、远见卓识、抱负不凡、真才实学的成熟政治家。

    从万历十七年举进士，时年33岁，一直到崇祯九年逝世，享寿81岁，非常巧合的是，董其昌政治生涯开始之日，也是他艺术生命肇起之时。

    据说，那年科考，他名列第一，但是他试卷上的那笔字太蹩脚了，主考将其改列第二，这使他大受刺激，从此埋头练笔。

    华亭本是书家云集之地，具有天赋的他，很快就出类拔萃、扶摇直上，并触类旁通，兼及绘画，直追前人。

    于是，声名鹊起，视为一时之俊。

    这样一位看来完美的人物，在其五十年的官场活动中，虽然他玩政治的段位很高，虽然他搞权术的智商很高，尤其他公关的实力相当雄厚，他的字画就是无往而不及的利器。

    然而，在权力中心这个高危领域里，而且是风险指数最高的朝廷中间，聪明以至于狡猾如董先生者，也有难保藏掖得不够严实之处，于是，人们便看到他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