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说你和他关系特殊，完全可以自由出入他家，而不需要在别墅保安处登记？”

    “你这是什么意思？诱供？”

    “我问你：你最后一次去罗书记别墅是什么时间？”

    “你可以把我称为犯罪嫌疑人。”

    “你能不能讲得更明白点？”

    “好。一旦发生了麻烦，比如有人被杀了，你们警察就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地审查那些曾经到过现场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最后去过的人，是不是真的有罪。他们永远都是你们内定的犯罪嫌疑人，比如我。”

    “回答我，你最后一次去见罗书记是什么时候？”

    “案发那天。”

    “时间？”

    “上午。”

    “几点？”

    “这个——有录像吧，你们可以查。”说到这里，程贵阳也话锋一转，反问道：“说我犯罪，证据何在？”

    “你自己应该明白。”

    “不懂。”

    刘海洋扫视了程贵阳一眼：“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们究竟想找什么？”

    “你最怕的东西。”

    “我没有任何怕人的东西。”

    “响鼓何须重捶。”

    “什么意思？”

    “罪证！”

    “那好，”程贵阳语气突然强硬，声音提高八度，“如果有？”

    “要你的脑袋！”

    “要是没有呢？！”

    “我扒下这身警服！”

    “不公平。不过，一言为定！”

    “张大队——”

    张铁山过来后，刘海洋吩咐道：

    “再搜！”

    张铁山转身而去。程贵阳从容地笑了。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谢谢！最好彻底搜查，让事实给我清洗掉‘重大犯罪嫌疑人’这个假象，还我一身清白。知道吗？我当过兵，立过功，见过生死，从过政，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和犯罪前科。为了公正，现在我想请门外的那个女记者进来见证一下你们最后的工作，不知领导以为如何？”

    刘海洋心里不胜其烦。他明白这不是见证“公正”那样简单，而是嫌疑人得意之余在将公安局的军，希望看到警察在媒体面前出丑。

    他不得不承认，程贵阳说得没错，如果单从他的经历看，找不到任何犯罪倾向和动机，这也正是困扰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一点。

    不过他认为这一点无关大局，什么人——包括一些有身份的领导都可能杀人，重要的是这个案子无论如何无法排除他的嫌疑。

    根据程贵阳的强烈要求，柳雅致被请进来作为搜查结果的见证。虽然是一时气话，但如果最终搜查仍一无所获，不敢想象这么狠的话会在女记者面前悄无声息就地消化了，市委秘书相信任何媒体也休想不走漏半点消息。

    本是一场依法进行的搜查，到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找不到犯罪证据，我扒下这身警服！”刘海洋石破天惊地说出了一个可以引起社会和网上热议的话题，也许出于维护警察形象的本能，出于自己对滨江市“第一命案”必破所采取的措施负责，嫌疑人抓住了这个机会，话赶话，一步步逼到了这个份上。

    无论刘海洋还是程贵阳，抛开各自社会属性，本质上都是男人。“吐口唾沫都是钉”，但是柳雅致附加了一个小条件：不管结果如何，希望警方无条件允许《滨江都市报》客观独家报道“市委书记灭门案”，披露事实。

    支队长当即拒绝，他只同意她在自己与嫌疑人之间证实“要脑袋”与“扒警服”的承诺，其他事情他说了不算。

    这样，那边警察开始最后的搜查，这边柳雅致作为唯一现场新闻记者开始紧张注视。她准备等到搜查一结束，无论结果如何立即将现场报道扔出去。

    她试图抓紧分秒给前市委秘书程贵阳拍照被刘海洋及时制止，很不客气，并没有因为她是被“请”进来的记者而例外。

    因为案情影响巨大，整体进展情况又并不如意，全国都在关注。让女记者率性而为，后果不敢想象。

    刘海洋提醒她注意口头约定，如实证明现场搜查即可。以公正身份旁观警察与重大犯罪嫌疑人在这一现场搜查中的平等权利，除此之外，任何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