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1930年的最后两个月，他们过得非常的不舒服——比如说，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中正蒋委员长。

    蒋委员长过得不舒服是有理由的。

    首先，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从来就没有过舒服过。

    其次，他发现自己竟然被人无视了。这当然是指的莫非和郭波，因为贵州的问题，蒋委员长曾经分别以南京国民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给他们发去了电报，尽管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电报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莫非和郭波的反应却在他的意料之外——他们的反应就是没有反应，而这是蒋委员长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两个新军阀的狂妄自大和目中无人让他非常恼火，有些忍无可忍，但糟糕的是他必须忍，现在他还没有任何能力对付这两个有着明确的政治背景的年轻人，这当然让他非常不舒服。

    再次，蒋委员长沮丧的发现，在耗费无数金钱，与自己的反对者打了一场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以后，自己不但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而且严格的说起来更是一事无成——尽管损失惨重，但是李宗仁、白崇喜依然掌牢牢的握着广西，阎锡山也还在舒舒服服的做自己的山西王，被打得最惨的冯玉祥也不过是带着残兵败将退回了陕西（这是最糟糕的，如果蒋委员长知道历史上中原大战的结局，肯定会被气得吐血），他的全部成果也就是得到了河南，同时挖了点西北军的墙角，离摧毁这三大军事集团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这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是他却无力改变这一现实，因为这就牵涉到了最让他不舒服的事情：红军的进攻。

    红军的进攻是从9月中旬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蒋委员长与反蒋联军的战争正是最关键的时刻，他已经完全摆脱了最开始的不利局面，部队正在全面返攻，张学良也发出了拥护他的通电，12万东北军精锐正在向关内进军，冯玉祥和阎锡山已经被他逼到了死角，通电下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了他们的攻势。这就好像一个人快要进入**的时候，被人从背后狠狠的敲了一闷棍。

    然后，很重要的是，这一闷棍确实敲得很厉害。

    和另一时空中同时期的红军相比，因为某个很关键的因素，现在的红军要强得多。虽然依旧缺乏重武器，并且武器也不先进，但至少子弹还是比较充足的，步枪的数量也要多得多。然而决定性的因素还不止这些。比起他们的对手，红军拥有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他们有充足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而诸如青霉素和吗啡这样的重要药品，即使无法保证分配给每一位受伤的指战员，但起码重伤员都能用得到——相比之下，委员长的军队里，即使你身为团长，如果没有丰厚的家产，没有良好的渠道，那也别指望自己能用上青霉素。

    这样明显的差距自然的决定了交战双方在士气上的差距，问题是红军的士气本来就已经很高了，再高下去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进攻完全是摧枯拉朽式的。

    而对于蒋委员长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因为他的主力部队全部都在北方作战，甚至他本人也在河南督战，部署在江西和湖南的部队在面对红军的进攻时也就很干脆的发扬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将“风林火山”四字真言中的“风”和“山”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战事不利转进如风”、“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因此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南方的战局就糜烂得一塌糊涂了。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蒋委员长除了放弃对冯玉祥、阎锡山的穷追猛打，回师江西，还能有什么选择？

    那么，既然局势变成现在这么一个样子，又怎能让蒋委员长不郁闷？

    那么，既然心里郁闷，蒋委员长又怎么舒服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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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固然蒋委员长的过得非常不舒服，但比他日子更难熬的也不乏其人，倘若在放眼全球……嗯，起码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8226；鲁道福维奇&#8226；缅任斯基同志就比我们的委员长阁下更加郁闷——更准确的说，是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8226；鲁道福维奇&#8226；缅任斯基同志，因为他已经被解职了。

    当然，这或许是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