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阅读)

    这个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江南富庶地区，地狭人稠密，已经处于人口大爆炸的边沿。孙元记得后世看过一片明人的文章就谈过计划生育的问题，上面好象说，一户富裕人家，本有百亩良田。可因为儿子实在太多，分家之后，每人只能得十亩地，立即变成了普通农户。

    儿子再传给孙子，最后，全家族都变成了贫农。这个大家族，不过几十年时间就衰败下去。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贵族无论土地再多，多富有，在去世之后，家业却只会传给长子，而不是平均分配给所有人。如此，才能保持着家族长盛不衰。至于其他儿子，则通通赶出家门，自谋生路。这些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要么去做修道士，要么就去参加十字军，在战场上获取财富和爵位。

    不同与欧洲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中国人最讲亲情。如此一来，人口越来越多，家族的产业也再不能给所有提供足够体面的生活。所有人同时返贫的结果一般都会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人地矛盾。

    不过，这个矛盾在江南地区却不突出。

    原来，随着手工业和纺织业的兴旺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和产生的工坊、运河上漕运、两淮盐运吸纳了大量多余人口。

    因此，江南一地，有明一朝就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

    不但如此，因为漕运、盐远、纺织吸收了大两人口，农村劳动力反明显不足。一般人在运河上或者织坊做上一月工，怎么也能拿到一两多银子的工钱，重体力劳动，一个月甚至能达到惊人的三两。而在农村种地，一年下来，扣除种子和朝廷赋税，最后落到手头也不过区区二三两。在外面做一个月工，抵得上在地里刨一年土。如此一来，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也无从谈起。

    所以，如今在扬州这种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壮劳力已经有开始短缺的迹象了。这情形，倒有些现代社会的味道。

    如果历史不发生改变，在这么发展下去，经过几十年，至少在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将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

    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孙元心中一动，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安置流民的良机。

    在朝廷的封赏没有下来之前，他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千户军官，要想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颇为头疼。这事他也想过，等到自己升了官，让大河卫其他就个千户所挤一点地出来，安置这一万多人当不在话下。可真到那个时候，一年都过去了。这么多人的具体安排，还得让他自己想辙。

    于是，他索性跑了一趟泰州、高邮和兴化三个州县，同地方官商议，能不能从农户手头租些地来耕种。宁乡所位于这三个州县的交界处，三处都有军所的土地，日常大家也有打交道。

    孙元在滁州大败贼军，又生擒高迎祥，威名正盛。且奖励农耕乃是大明朝的国策，三处地方官正为农民贪图做工赚钱快大量抛荒而头疼。古代的官员们有个奇怪的理论：土地出产有限，天下财富本有定数，商业并不能带来实际的财富。所有，重农抑商乃是朝廷政策中的一个潜规则。而考量一个地方官政绩的指标大多是新开垦了多少土地、收了多少粮食。农民因为出门做工而不种地，地方官的考评也好不了。可现在朝廷实行的是一条鞭法，赋税只收现银，农民完税的时候只需足额将银子交上来即可。人家种不种地，你也不能面前。

    所以，即便官员们如何鼓励百姓，甚至在立春这天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装模做样下地耕是几犁，老百姓也没有任何种粮的积极性。

    见孙元提出这个要求，三个州县的正印官立即点头同意。双方一拍即合，地方官答应下去之后就清丈土地，由他们出面，让农民将土地租给孙元。而孙元则负责替农民承担所有的皇粮国税。

    至于农民，也很乐意将抛荒的土地租给孙元。一来，土地抛荒，给交的赋税却一文钱也少不了，既然军户们愿意承担这一笔支出，何乐而不为。而且，土地这种东西是需要人打理的，几年不耕，滋生的野草就能将地里的养料吸光。将来要想复恳，却不知道要费多少劳力，下下去多少肥料。有军户来耕作，至少可以保持土地的肥力。

    如此一来，孙元租地这事就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三赢局面。

    而且，因为军户的吃饭住宿问题都是孙元一手办成，这一万多人的身家性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