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是一件很消耗精力和时间的事情，对于杨锐这个级别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到，自己的课程的后续影响。

    普通的教授，站在课堂上，可以挥洒自如，可以随意的生发，可以随意的讲述随意的课程，但是，站在一个学科顶端的学者，就不能如此随性了。

    这倒不是说，杨锐就不能挥洒自如了，但是，他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被人记录下来，并做进一步的生发和研究。

    “杨锐赞同xx的理论。”

    “杨锐对xx持否定态度。”

    “杨锐重视xx多过xx。”

    如果一名学者站在了某个学科的顶端，他就会感受到这样的风浪。

    所谓出口成宪倒不至于，但是，人们借此作为论据，或者猜测杨锐的科研方向，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种风浪，会随着杨锐本人的高度的升高而变大。

    正因为如此，许多第一阶或者第二阶的学者，都是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的，公开讲课几近于无。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是不在乎这些的，以至于常年公开讲课或演讲，但他们说错了话，以至于影响到了声望，最终影响到了科研经费的获取，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总的来说，聊些没营养的笑话是没问题的，可是，一旦讲课，那就得珍之重之。

    像是杨锐，他现在甚至不好用其他人编写的教材了。

    否则，除了让教材撰写者踏上青云之路，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若是教材有误，甚至教材撰写者在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重大问题，锅都有可能让他背一半。

    因此，虽然是给华锐的销售员工们讲课，杨锐依旧是要自己撰写教案，仔细勘合。

    相应的学术机构也知道此点，所以，高阶学者的讲课，总是有人愿意千迢迢的来听，为的就是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讯息。

    杨锐名下如今已有三所实验室，且规模都不能算小，论起来，弱小些的院士都不一定有他这个水平的实验机构，另一方面，杨锐刷脸也刷出了档次，因此，杨锐要讲课的消息放出去以后，不说千里之外是否有人愿意来，至少京城是来了许多学者。

    当然，所谓的多是相对的，学术演讲，自然不可能像是成功学演讲那样，轻轻松松的凑出几百上千人的阵列。

    毕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却只有寥寥几人能接触学术。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这样的命题，光是gmp三个英文字母，就足够阻止大多数人了。

    不过，对于听得懂的人来说，杨锐的课程就称得上引人入胜了。

    gmp是用来指导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法规，各国各有不同的情况，自然就有不同的gmp制度。

    对于尚在探索中的中国来说，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真的是说不清楚的，制定政策的官员不清楚，供官员们咨询的学者不清楚，受gmp制度影响至深的普通民众更是不清不楚。

    这种环境下，杨锐敢开课讲授《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这就相当于竖起了一杆大旗，他要是讲的好，自然是云合景从，刷脸刷成医疗领域的明星学者，等于刘玄德加曹操的架势。

    但他要是讲的不好，大旗折了，第一个砸死的就是竖旗的人，等于没有铁骑的董卓加经脉尽断的三姓家奴的地位。

    就因为风险大，有身份地位的学者都不敢讲，等来等去的，终于是等到了杨锐。

    杨锐确实是敢讲。

    他有什么不敢讲的，gmp相关的文章和书籍，他接触太多了，他不光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他还知道gmp制度建立之间的过程。

    所有这些，杨锐满意的可以继续支持，不满意的可修正。

    他完全可以大胆的讲出来。

    以他当下的影响力，也已经有资格这样做了，虽然不见得gmp的制度就会按照他说的来制定，但是，这种话语权是他可资利用的，也是他体现自身价值的一部分。

    话语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不是杨锐将cns全通关，出版了外文的《基因组学》，搞出了诺贝尔奖级的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