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咱国家教育部突然下了个政策，大学扩招。

    这意味着考大学不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很多高三学生，成绩好的坏的，都在那一年开始做最后冲刺。

    而我在那一年做的更多的，是去庙里拜佛烧香。

    作为80后的头一份，回头看看我的高中青春，架没少打，课没少逃，烟酒没少沾，可以说是完全侮辱了“社会未来中流砥柱”这个长词儿。

    我是个坚信“读书无用论”的人，在当时那个人人都把考大学当“铁饭碗”的年代，像我这种想法的高中生，属于是奇葩。

    我有这种奇葩的想法，主要还是因为我老爹。

    我老爹是做工地的，没什么文化，从小没念几年书。在70年代中期，他是本地出了名的混混。当时老爹尤其信毛主席“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这句话，时常纠集一帮子兄弟，从东巷打到西巷，从东湖公园打到南门广场。

    用老话说，老爹算是我们这儿当时的“土扛子”。

    后来78年邓大爷搞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大发展，老爹抓住时机，跟他朋友开了个砖厂。因为人脉不错，后来就慢慢做大，做工地，搞建筑材料运输，挺来钱的。

    所以像老爹那样的实干家，其实对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点不屑的。

    99年年初，当时扩招政策出来时，老爹就把我和我妈都集合在家里，开了个小会，内容就是关于我未来到底要做啥，是考大学，还是像他那样当个实干家。

    我爸是一腔热血支持我不念大学，跟他混工地，我妈持反对意见，我想了想，还是站在了我老爹那边。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这上大学不是上梁山，不是说你想上就能上的。考大学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你和高考阅卷老师两厢情愿，才能成功。换句话说，以我的平时成绩，其实我只能选择毕业后跟我老爹混。

    有了这份资本，当时高三下学期，就过得更加浑浑噩噩了。什么大学扩招政策，在辉哥我面前，都是过眼云烟，浮云而已。

    1月八校联考，3月第三轮复习模拟考，6月倒计时高考模拟考，7月7、8、9号高考，那大半年就是这么计算过来的。

    出高考成绩的那个夜晚，如同往年一样，家家户户有人欢喜有人忧愁，街上有放烟花庆祝的，有相互依偎着一起哭的。

    我只记得当时那个烟火璀璨的夜晚，我是在游戏厅里打三国，忙着跟曹操兑命。

    当时打得正带劲儿，一个瘦高瘦高的戴副眼镜的人，跑来找我，急匆匆地跟我说：“辉哥，王胖子要打架了！”

    我不慌不忙问：“啥事儿啊？站场还是实干啊？”

    “实干！南门广场，都快打起来了！”他有点急，看样子事情是真严重。我骂了句“草”，然后让他带我去。一路上心里念叨着，王胖子你个棒槌，就会给我没事找事。

    王胖子跟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我们幼儿园到高中都是一个班的。我们两家人也是世交，他爷爷和我爷爷当年一起跟鬼子打过游击，他爹跟我爹也是拜过把子的。

    所以我和王胖子的关系自然不用多说。瘦高个儿载着我猛踩老式二八自行车的脚踏，直奔南门广场。

    赶到那里时，两拨人已经打起来了，总共加起来大概二十来号人。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肥坨坨的王胖子，急忙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喊了句：“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辉孙子！你他妈总算来了！”王胖子在人群里冲我喊，然后被别人一拳糊脸上。

    我和瘦高个儿立马冲进去，几分钟后，几辆警车开来，然后把我们都带走了。

    派出所里，一中年警察教育我们这二十来号人。之后又把我一个人单独喊了出去。这中年警察我很熟，我叫他黄叔，我爸的朋友。

    “咋样，你爸现在生意做得还行吧？”黄叔递了支万宝路给我。

    我接过烟，自个儿点上，深吸了一口，“还行，新世纪快到了嘛，城市大发展，高楼大厦得一栋栋的盖，现在做工地的，就他妈跟开银行一样，钱只有进没有出的。”说完后我“嘿嘿”一笑，意思就是，我老爹生意红火着呢。

    黄叔从他单肩包里拿了条中华给我，“给你爸的，回去替我问候问候他。”

    “行，保证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