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佛奴立为西平王后，以收养他的佛寺为圆觉寺。沙州和僧录司以快马入京上奏，赶在四月初十，敕令赐额终于送达沙州。圆觉寺，由此成为河西第一座合法的寺院。

    宋朝的寺庙，必有敕额方为合法，不然即为野寺。朝廷一旦收紧佛教政策，第一步就是拆除无敕额的寺庙。敕额不是立庙就有的，有一个考察期，即系账。寺庙一立，先隶名籍于本州，报到京城祠部，全国统一有一本账籍。达到了一定的条件，可以请朝廷以敕令赐额，才算正式合法。系账而没有赐额的，一般情况下也视为合法寺庙。

    一般情况就是指不出现天下灭佛的极端事件，如周世宗当朝，就曾经尽毁天下没有敕额的寺庙。此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灭佛，以至周世宗之死，也被附会成他砲打扬州铜佛的报应。用系账和敕额制度，把天下佛寺尽纳入朝廷掌控，是政权显示统治能力。

    在圆觉寺获得敕额的同时，中书命其设男僧女尼戒坛，为瓜沙两州信众剃度。

    和尚跟尼姑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必须有度牒，到指定的地方剃度才可以。宋朝天下戒坛七十余座，大致数州的范围有一戒坛，所有的僧人必须到戒坛剃度才为合法。

    剃度每年只有一次机会，即皇帝的生日，此时为四月十四乾元节。

    这些制度多是从唐朝五代继承而来，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沙州百姓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在张佛奴为佛主的光环下，由契嵩带着僧录司，推向地方。

    圆觉寺获得的不只是敕额，而且是敕修，即由朝廷出钱，地方量力出工。随之而来的是寺院制度被规定，采用十方住持制度，住持由朝廷决定，即敕差住持。

    此时天下寺院大致以禅宗和律宗分成两大类。禅宗为十方住持制度，即财产公有，住持为公推的高僧大德。寺里的僧人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管理者实行公推制度。律宗则为甲乙制，即师徒、师兄弟相继，寺产为私有制，比较封闭。一般来说，官府希望推行的是十方住持制度，对甲乙制有一定限制。

    沙州圆觉寺是第一座敕差住持的寺院，一旦上任住持圆寂，由寺院公推出几个下一任住持的名额，中书下敕令选定一人。徐平的目的，就是把佛教制度官僚化，一些大的寺院变成僧侣管理衙署。以后分等级，让僧人一级一级拾阶而上，与俗世官制合一。

    这是宋朝把佛教彻底世俗化的成功办法，从此之后，佛教成为了政权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方外之教完全成了方内。保持宗教纯洁性之类说法，完全是政权给自己找不自在。化外不在管内，再怎么笼络都没用，相当于寄生在社会的躯体上。宋朝之后，佛教及其他宗教还无比怀念这种制度，自己给自己定出等级来，仿照从前的做法。

    此时的圆觉寺还只是一座十几间，只有三五个僧人的小寺，按照朝廷的制度，连系账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一座野寺。沙洲的经济与内地隔绝，纸币还不通行，建寺的钱主要是以白银和绢帛付账，正在来的路上。契嵩带着僧录司的僧人和公吏，或搭帐篷，或者是搭草庐，侍奉张佛奴住在这里。

    僧录司除了僧人，是还有官府派出来的公吏的，不然不足以作为官方衙署。宋朝没有让宗教自己管理的觉悟，不但是派公吏，寺院的管理人员也越来越被官府操控。

    圆觉寺的格局，正中为寺，左边为西平王府，右边为僧录司，一字排开。此时只是划出了大致范围，要想真正建成，只怕要等到冬天去了。

    有了受万民朝拜的张佛奴，加上离剃度的乾元节只有几天时间，四周无数的百姓赶到这里来。他们在圆觉寺周围搭起帐篷和草庐，各自住了下来。每天契嵩在寺前讲经，大约用时两个时辰。而后张佛奴主持法事，一时热闹无比。

    州衙里，孙祖德查看着各种文书，对前面立着的赵滋道：“都巡，现今城西圆觉寺那里四方之民辐集，鱼龙混杂，最易闹事。你多用心一些，万不可出了乱子。”

    赵滋叉手：“下官理会。这些日子我天天在那里，夜里也与属下排班值宿。”

    孙祖德点点头：“辛苦一些，朝廷自有奖赏。西平王不比寻常人物，朝廷赏赐别出殊恩，更得地方百姓爱戴，出事上下都无法交待。除了不生乱子，还要注意水火之警。”

    赵滋一一答应，现在他属下的大半兵力都派到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