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刘小乙端着盆在地上洒了水，可不大一会，便就蒸腾干净不留一点痕迹。只有高大的银杏树遮住一大片阴凉，坐在下面分外舒爽。

    李参站在树下，想了好久才叹了口气：“这个童七郎，实在是滑不溜手。他在这里开窖口，赚了大把钱财，却不买房不置地，只是一些浮财，不赋不税。再加上窖里烧的那些仿冒的酒器，在赌场里从不滥赌，可知是个十足的刁民！但偏偏他做的事情按律都不是重罪，不过杖几十而已，这等刑罚如何能够治他？这等人物，以后河阴县没了蒋大有一家对他的掣肘，不是愈发无法无天？”

    徐平点头：“去了一个蒋大有，站起来一个童七郎，这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又奈何？律法森严，下官也只能按律法治他，了不起也只是行杖的时候用些力罢了！待制，你难道就看着这种人逍遥法外？总要想个法子！”

    听了这话，徐平不由笑了起来：“说了这半天，我这里倒是想出个办法，就不知道李通判做不做得来！”

    “做不来也要做，待制尽管说。不除了童七郎，这河阴县里还是不得安宁！”

    徐平在银杏树的阴凉下来回走了几步，才对李参道：“你刚才说童七郎这些年在河阴县不赋不税，那我问你，他不交税那手里的钱财是怎么来的？”

    “自然是卖瓷器所得，下官查过了，童七郎在河阴确实没有田产。”

    “卖瓷器，卖瓷器就不要交税了？你孟州城里，别说是开窖口，但凡是个开店的哪怕只是卖针线，是不是都要交税？”

    “自然，开店做生意，自然是要交住税的。”说到这里，李参突然明白了徐平的意思。“待制是说，童七郎这些年偷逃了税款？”

    “难道不是？他制的瓷器总是卖出去了，不卖出去他哪里来的钱？瓷器卖了却不交税，这不是偷逃税款是什么？”

    听了这话，李参沉吟不定：“可是，童七郎并没有开店，他的瓷器是如何卖的别人也不知晓。到底是在河阴县卖的，还是在其他州县开的有店，说不清楚。”

    这时候商税分住商行商，住商税千文三十，行商税千文二十。但总的来说，是对交易和贩运征税，而对生产并不征税。童七郎是生产者，河阴县这里从来就没有他交易的记录，也就没有交税。

    对这种情况，李参也是觉得不该交税的，这也是时代不同带来的思想差异。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只要对运输过程和交易征税了，那么商人会把税的负担自然转嫁到生产者身上，并不需要对生产者专门交税。

    徐平有前世不同的思想意识，又身在三司，本来就一直想的是把财政收入慢慢向工商业转移，自然比李参明白这里面不合理的地方。

    如果只对交易和贩运征税，像在开封府这种地方，如果大户人家自产自销，把上下游的生产链打通，则就可以避过中间的交易税，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商业行为中的利润和超额利润，地租中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现在的人还没有理性的认识，赋税结构自然也不合理。不对生产征税，在徐平看来是极大的漏洞。

    但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总不能现在提出来对童七郎的生产交税。徐平想了一会，对李参道：“李通判，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复杂。童七郎这些年来必定是烧造了不少瓷器，这些瓷器他也必定是卖出去了，只要看他是怎么卖的，若是在其他州县有店便就行文去查，若是没有便就可以认定是在河阴县交易。”

    “那又如何知道到底卖了多少？该交多少税？”

    “这个简单，只要现在去他的窖口，看他一个月出多少瓷器。如果一个月的查点不清，那便查一两日的，倒推回去就是。”

    李参点点头，却总是觉得哪里不妥，想了一会问道：“待制，这样做总是有疏漏吧？或许现在童七郎烧得多，但前些年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窖口，他便烧造不了这么多。如此倒推，不是冤枉了他？”

    听见这话徐平就笑：“他要是觉得冤枉，自可以拿出人证物证，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偷逃税款，你只管追税，怎么证明是他的事！还有，藏匿货物不税者没收其三分之一，过期不纳税则税款加倍，你可要把账仔细算清楚了！”

    李参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