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夏粮收割还有两三月时间，广东那边因为是核心根据地的缘故，即便各级官府对于钱粮赋税的征收比往常更加频繁，力度也更大，但布政使司衙门总是坚守执行了最低底线，便是牢守和百姓的田赋分成，加上太平军在广东大规模分田分产，百姓们手中总有些余粮，不致于因为余粮尽被官府收去而拉下饥荒。湖南这边，却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那些粮食被太平军强行征去的百姓。东进支队在宝庆四府所做的一切，堪称横征暴敛典范。

    从起兵那刻起，周士相就反复与部下们强调抽血论，所谓抽血论即以破坏清战区民生，抢掠清战区物资为用兵目的，最大程度破坏清占区的统治基础，使得清军无法从他们所控制的地盘获得足够的钱粮支撑。三年多来，在抽血论的指导下，太平军逐渐滚雪球发展壮大，但这背后却是汉人同胞的血泪。

    反清，付出最大代价的却是自己的同胞，这显然是周士相不愿意看到的，但他没有选择，他没有足够时间经营根据之地，也没有足够资源用于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从而能够自给自足。

    广东的民政建设不过堪堪走上正轨，但也仅仅是农业这一块达到了人力物力动员最大化，其他方面仍是草创。诸如军工厂业，矿产方面的开发，经济作物种植这一块都在摸索阶段，便是能够投产，产量也极有限。造成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便是人口劳动力的不足，若是从农业方面抽取大量人力用于开矿和工业生产，那么必然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粮食产量的下降。

    一句话，人力不足。人力不足之外，也是时代条件所限。

    周士相不是神仙，即便是两世为人，他也无法变出化肥农药来，所以广东各地的土地开发仍是原始的耕种方式，亩产远不是后世的千斤产量，而是只有三四百斤，这还是好的，一般的不过两百多斤，一些差一点的土地只能收上百来斤。

    如此少的产量，即便广东各地都建村设乡，很多地方进行了集体化耕作，类似“屯田”办法，但依旧无法维持十几万脱产大军吃穿所需。以战养战便成了周士相和太平军必然采取的手段，这手段本质就是抽血。

    没有选择，周士相可以铁石心肠忍受清占区的汉人同胞为太平军的发展和壮大付出血汗乃至性命，但现在突然有了新的选择，周士相自然要考虑尽可能减少汉人同胞的苦难。毕竟，他也是汉人。

    “于其流我汉人之血供养我汉人之兵，不妨以他族之血养我族之兵。”

    周士相为用兵安南定下了基调，这基调冠冕堂皇到董常清硬是想不到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好在，这个曾经头不顶清天，脚不踏清地的书生很快反应过来，坚持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道：“安南虽是小国，然国朝初始用兵，数十万大军费20年时光，却终是无功而返，由此可见安南不易征伐。大帅用意是好，然大帅又从哪里筹这数十万大军？若能筹数十万大军，又何需征讨安南，直捣黄龙不是更好？”

    对于永乐大帝用兵安南，周士相多少知道一些。国初，成祖集结30多万军队兵分两路进攻越南，出兵路线和500多年后的那场自卫反击战几乎如出一撤。占领越南之后，永乐皇帝便下旨在越南建立安南布政使司衙门，从此安南正式收并大明版图。然此举让安南官民皆是不满，各地相继出现义军，到处袭击明军。明军虽然强大，但是被安南义军搞得疲于应付，恍若几百年后的驻越美军一般，被越南人的游击战术生生拖跨，不断流血。

    宣宗皇帝登基之后，北方的蒙古压力增大，为了加强北方防线力量，在三杨的谏言下，宣宗皇帝终是下令撤回安南大军，毕竟两线作战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大忌。而相对安南，北方的蒙古才是大明的心腹大患。

    周士相问董常清：“宣宗皇帝为何放弃安南？”

    董常清道：“除了北方蒙古压力外，职以为主要是付出与回报所得不值。职在乡之时多阅史书，成祖时每年用于安南军费最少也在300万两以上，而从越南征收的赋税，最多的一年也只有区区的7万两银子。如此天数字投入，却只得区区杯水回报，宣宗皇帝自然要弃安南，否则我朝在安南便如陷泥潭般，国库实在是负担不起。”

    “这么说，从成祖收并安南后长达20年，国朝一直在干亏本买？”周士相有些惊讶，他倒不疑董常清信口开河，对这书生，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