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在心底否定了这位礼部员外郎的观点后。接着对方所提出的建议，也是遭到其他官员的反对。

    一名三十多岁的给事中出班道：“敢问这位大人，一名儒童读一年之书，不说能读完大学，中庸等四书，恐怕仅仅写得自己名字，默一篇千字文也是不能吧。”

    众官员心想，这给事中说得有道理，一名中人之资儒童不说让他参加科举，从一字不识毫无根基至完成千字文，三字经这些启蒙书籍，能读能念能写起码要几年，一年功夫能有什么用？

    教授时间如此短，大多数儒童不过囫囵吞枣认识几个字而已，用处根本不大。

    那礼部员外郎道：“既是一年不成，也可两年三年。”

    给事中摇了摇头道：“管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等一辈子读书尚知不够，何况两三年乎，两三年就令儒童亲近圣贤，闻得先王之道吗？”

    这名给事中之言，令在场不少官员一并点头。

    这给事中继续道：“就算如你说言，每年培养三五万个儒童，那我问你，天下各郡立义学，义学既由官府而设，那蒙师之薪资亦有官府一手资出，儒童所用的笔墨纸张之费，也要由官府一并承担。富郡尚好说，那穷郡呢？这笔钱从哪里来？是地方官府征以民赋？还是朝廷下拨？”

    说到钱字，在场官员都是叹气。隆庆年时朝廷财政可谓是年年赤字，这几年张居正变法后，这好了些。但若说中央向地方给钱兴办义学，八成都被地方官贪墨，挪用走了。

    至于地方衙门自己筹银办义学，那么他们肯定是举双手赞成，因为多了一个捞钱的途径啊。

    比如林延潮所在的侯官县，衙门每项开支都要向地方纲派，各种名目。衙门纲派什么呢，比如县试用的试卷钱、茶饼钱，衙门用的油烛，炭火一笔一笔，都巧立名目问老百姓要钱。再来个义学银名目，肯定又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这员外郎狡辩了一句：“也可令地方官员令豪右，善人资助义学之事，这有利于文教之事，必有富豪踊跃捐款，且不费朝廷一文钱。”

    这话说完，众官员更是失望，以往天灾时，朝廷为了让地方豪右出钱救助灾民，什么办法都用尽了。现在再叫他们为这义学之事出钱？

    原先持扩招生员之见的礼部郎中，也是看不下去：“就算你能办得起义学，一个县百人可入义学，既是免费求学，那么怎保不令地方豪右之家钻了空子，反而使真正读不起书的贫民子弟却被拒在门外。”

    “而且就算地方办起义学，朝廷又如何监督巡察，此又是一难。”

    林延潮在旁听了众官员反对这国民教育之策，并没有感到失望，而是觉得理所当然。

    这些廷臣可不是尸位素餐的，他们处理多少事务，都是见事明白。之前林延潮只觉得这位礼部员外郎提出之见，与自己所见有些不合，但经这些官员一抨击下，这才真正觉得要实行国民教育，真的也是太难了。

    扩招生员实行是精英教育，举国郡县办义学走得是国民教育。

    自古以来，华夏一直走得都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原因无他，教育是一件成本很昂贵的事。考过科举就知道，一个贫寒家族，往往是举家之力，几代人之辛苦才培养出一个脱产的读书人来。

    举国重视科举的明朝尚且如此，又何况明朝以前？

    正因为教育如此不易，所以国家一直走得是精英教育的策略，而不是国民教育这等雨露均占之法。

    但这不等于国民教育不好，而是实行起来太难。可身为穿越者，林延潮却知这又偏偏是国家的强盛之路。

    西方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下，第一次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思想。但论欧洲各国最先开国民教育先河，就是普鲁士王国。

    重视教育的思想不仅在民间，也是根植在上层。

    比如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面对一点五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下，不是咬紧牙关，缩紧裤腰带过日子，而是拿出国家最后一点钱，用皇家宫殿作大学校舍，创办了柏林洪堡大学。

    而这所大学回报普鲁士的是，从创立后走出了二十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再苦不能苦教育，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