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热闹的神道，我们来到石牌坊这边转一转，找到了一个小饭馆，要了一条十三陵水库里捞的鱼，做了红烧口味，配了几个大馒头。席间，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二位，老赵听后那叫一个高兴，没本的买卖谁不爱干！老李也觉得挺好，不过他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咱们要不要办营业执照？我说：“不能办，办了，我们科就没戏了。”老李又说：“如果真赚了钱，你们科那部分钱怎么拿出来？我们的账可都在大队呀！”我说：“先干起来再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回去得向老徐请示，听听他的意见。”水足饭饱，回到公司，我向老徐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老徐说：“都挺好，也别弄什么协议了，和懋隆的事，你也先别找懋隆，懋隆和咱们科是平级单位，由经理出面合适。至于赚到了钱，咱们是万万不能拿的，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让马泉营给咱们科分点鱼、肉、水果什么的，他们村有鱼塘，这样咱们科的人也能落点实惠。”

    一切工作如愿展开，老赵还真不含糊，在原有凉棚的基础上，又申请了两个凉棚，五、六、七三个月的旅游旺季，收入颇丰，老赵提出：过些日子天气该热了，旅游团也就没有那么多了，趁此空档，咱们结回账吧！我找到老徐，把老赵的想法说了一下，老徐问我：“老赵给的是外汇券还是人民币？”我说：“全是外汇券。”我又找补一句：“什么时候找懋隆呀？”过了几天，老徐找到我说：“高经理说了，外汇券就别给懋隆了，让你收下后交给公司处理库存小组的梁坤他们。”我一听，不对了，跟当时说的想法都不一样了。当时的想法是：懋隆收了外汇券，交给银行算我们的出口，现在这是要干嘛？外汇券不得二次使用，如公司二次使用，那就是法人犯法；如个人私分使用，那就是我心里明白一个理：犯恶的不吃，犯法的不为。虽然此时买外国原装商品，用外汇券可以便宜不少，外汇券还可以买紧俏物资，在广州和深圳，外汇券也比人民币值钱，但我只钟情于猪头肉、猪尾巴；我女儿只钟情于山楂片、果丹皮，什么小霸王游戏机、磁带、随身听、日本的任天堂，这些对于我来说，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外汇券的态度一向是“避而远之”。记得去年从香港回来，在广州友谊商店，用12元钱买了一盒空白磁带，公司的同事都诧异地问我：“怎么不使用外汇券？”我说：“我从来没有外汇券！”一天中午，老赵带着他们的会计，提着一个上海产的人造革的手提包，来到我的办公室，把手提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笑着说：“钱拿来了！”打开一看，一百面额的捆在一起，五十面额的捆在一起，十元面额的塞满了整个手提包。我忙说：“快拉上，我带你去找收钱的人。记住，他们不给开收据，您得跟他们要收条，还得盖上他们的章！”老赵说：“谢谢您的提醒，我以为把钱放您这就得了呢！反正我们那也没进账。”我起身找到隔壁的梁坤，指了指我的办公室，轻声说：“钱来了。”梁坤随我到了我的办公室，介绍完老赵后，我说：“你们交接，我在门外！”随手带上门就出去了。

    再来说说后面的事吧！

    十二月份，深圳小交会如期举行，那边的会还没散，消息就传到北京，公司里疯传，参加深圳小交会的人，私换外汇券。办公室主任换的最多，老徐次之，一般老百姓换几百块，高登科不知道换了多少！也不知道这外汇券是从哪来的，准是又卖了好多金首饰。哎，“狗咬狗，一嘴毛；贼见贼，一哈腰”，分赃不均打起来了，想办好事，结果捅了大篓子。

    1986年高登科下台，当时领导说他有“一个不该，两个说不清”。所谓说不清，无非就是：1984年深圳小交会，私分外汇券金额说不清和来源说不清。

    在1984年，我实现了人生最高的理想，于九月份，在支部书记李云的主持下，老徐和李云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支部全体党员举手表决，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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