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浩南的这份报告看似有些突兀，但其实卡住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

    实际上，华夏在高超音速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早。

    在50年代中期，华夏连第一枚导弹都还没成功发射的时候，钱学森和郭永怀两位前辈就在中国科学院机械所组建了一个“激波风洞”研究小组，开始从战略层面规划高超音速的技术研究。

    要知道那个时候，哪怕是美苏两极，也尚未从工程层面确定下来具体用何种技术手段才能实现高超音速飞行。

    但相关部门和领导还是意识到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挤出部分资源，支持建造了JF4直通型、JF4A反射型激波风洞。

    并最终于1969年一鸣惊人，搞出了代表当时国际顶尖水平的JF8冷高超声速风洞。

    工作范围最高可达15马赫。

    不过，传统空气动力学研究一般以“流动状态模拟”为准则，也就是根据缩小的飞行器模型，要求实验气流满足一些流动相参数，如马赫数和雷诺数相似。

    而高超声速研究，更加关注的是“飞行条件复现”，要求实验气流的速度、静温、静压、介质成分、特征尺度等主要参数与实际飞行条件相同。

    例如在马赫数为7的飞行条件下，传统风洞即便能够模拟出这一速度的气流，但实验条件下的气体总温也只有648 K，远不及实际飞行条件下的2500-3000K，根本无法复现高超声速流动的核心物理现象。

    因此，JF8这样的风洞仍然存在很大局限。

    要想真正进行切实可用的高超声速研究，还需要在保证气流速度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风洞工作总温。

    针对这一目的，欧洲、日本和美国分别相对独立地发展出了自由活塞驱动和加热轻气体驱动两条技术路线。

    然而这两种方案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片面强调工作总温，但要想扩大实验流场和延长实验时间，则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

    对于上世纪的华夏来说完全无法接受。

    好在，国内学者找到了爆轰驱动这一看似可行性很低的方案，并在863计划的支持下，通过1998年建成的JF10风洞成功进行了初步技术论证。

    而2005年这会，正好是超高速风洞路线选择的下一个关键节点。

    因此，尽管报告递交上去之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反馈，但常浩南倒是并不着急。

    而是很快把精力放在了解决高维Chapman-Jouguet燃烧方程的理论层面

    果然，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时间，常浩南便接到了一通来自李忠毅的电话。

    “李主任，你好。”

    对方这通来电的目的，他可以说是心里门清，因此就连语气都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架势。

    但事实证明，常浩南还是有些低估了自己一份亲笔报告在上面产生的影响力

    电话那头的李忠毅甚至来不及寒暄：

    “常院士，上级领导想在下周一邀请你去京西宾馆做个报告，让我询问一下你的安排是否方便？”

    一句话，差点给常浩南直接干停电了——

    像什么邀请、询问之类的用词，显然属于客气。

    李忠毅的上级，开什么玩笑。

    难道还能说不方便？

    所以关键并不在这里，而是

    “报告？”

    “在京西宾馆？”

    常浩南一时间有点难以把这两个名词结合到一块。

    京西宾馆在实际操作中隶属于总参管理保障部，级别和大会堂几乎在同一水平，而且隐秘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连他也只是在2001年那次袭击之后，有幸去开过一天的会而已。

    问题在于，那个地方一般用于做出决策，而不是讨论学术

    “对，京西宾馆。”

    李忠毅加着重音，重新确认了一遍：

    “你递交的那份报告可以说非常及时，总装备部方面正好对力学所和航天科工集团提出的高超音速试验计划有一些疑问包括他们自己内部也还有些争议，所以想综合听听你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