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五个人选之外，洪涛也提出了人选，方从哲。

    与赵南星差不多，方从哲在历史上的大致情况洪涛也能从脑子里找出来。他是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人，也就是后世的北京城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又三年，累迁国子监祭酒。

    祭酒是个管理教育的职务，不属于言官，但方从哲不甘白拿俸禄，自觉自愿把言官的工作也干了，有事没事就上疏要求废除矿税，惹得万历皇帝非常不悦。

    万历二十年正好赶上会试，司礼监掌印田义托人来找他说辞，想给侄子走走后门，结果被当面拒绝，又惹怒了一位内廷大佬。

    年轻的方从哲虽然勇但并不傻，放眼满朝文武，想上进大多要抱团，或者赢得皇帝的青睐。低头看看自己，除了得罪人就是得罪人，前途显然不太光明。于是刚刚三十岁就选择辞职，回家养老去了。

    如果按照历史的原样他回家一待就是十多年，但有了洪涛的存在，万历皇帝提前死了，新帝登基官员奇缺，只赋闲了几年就受召回到朝廷，任吏部郎中。

    洪涛为啥非要推荐方从哲入阁呢，原因有三。第一，在历史记载中方从哲曾经一人支撑着内阁，不管干得好不好，能力应该还是有的。

    第二，在著名的红丸案中正是他推荐李可灼给光宗皇帝献上灵丹妙药，结果药到人无。可是史书上没讲方从哲到底算不算毒害光宗皇帝的凶手或者帮凶，洪涛好奇心非常强烈，很想弄清楚这件事，把人弄到身边更容易仔细观察。

    第三，方从哲虽然没有太鲜明的派系属性，但他在国子监任职多年，门下有不少学生。其中有个叫亓诗教的吏科给事中在齐党中颇有人脉，两人交往十分紧密，大概率偏向齐党。

    在前面五个候选人里，赵南星和焦竑可以第一批被筛掉。泰州派与东林党势同水火，两边谁也不会同意在内阁多增加一个对方的大学士，最容易让双方接受的结果就是兑子。

    李廷机的机会更渺茫，在削藩斗争中浙党站错了队伍，不光得罪了皇帝还丢掉了内阁首辅位置，不被痛打落水狗就很幸运了，怎么可能再补上一位大学士的缺。

    剩下吴道南和赵世卿，一个勉强算小党派的边缘人物一个干脆无党无派，即便入阁也对眼下的朝廷格局形不成太大影响。

    洪涛可不会这么想，朝廷格局必须动荡，你们全都按部就班的分配好了利益，剩下的闲工夫肯定就该琢磨皇帝了。

    所以越是朝廷官员们喜闻乐见的人选就越不会选。最终入阁的是吴道南和方从哲，一个楚党一个齐党。有了他们两个入阁，朝中的政治格局更乱了，原本大获全胜、势头正盛的东林党人忽然发现领先幅度也不怎么大。

    有了内阁大学士在皇帝边上嘀嘀咕咕，楚党和齐党保不齐会成为下一个浙党，必须抽出很多精力去对付。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多了一个掣肘就少了一分锋芒。

    这就是洪涛最想看到的结果，在朝堂斗争中想上下一心铁板一块是永远不可能的。历代开国皇帝在打江山的时候有可能能做到，但在守江山的时候谁也做不到。

    只要当了官，有了更高的利益诉求，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换句话讲叫团结一心，敌对的目标也从掌权者变成了当权者，也就是皇帝。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中，皇帝和官员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合作是要占据统治的地位，竞争则是分配利益。谁多谁少都要争一争，相对而言，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对手。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该知道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了，皇帝不需要找忠臣，也永远找不到忠臣。在某段时间内，某些官员有可能会对皇帝忠诚，那是因为利益诉求一致。

    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利益诉求也跟着一起变，以前的奸臣可能会变成忠臣，以前的忠臣也可能变成奸臣，忠和奸都是动态且相对的。

    当然了，站在皇帝角度是这样，换个角度可能就不成立了。比如说对于老百姓而言，不管统治阶级内部如何争斗，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谁不往死里欺负他们，谁就是好官。如果还能给予一点尊重和怜悯，就是大大的清官。

    至于说官员们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是否对国家、民族有长远影响，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见、听不到、更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