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尔曼从胶州港回到福尔摩萨岛已经有一阵子了。

    说真的，在胶州港这个渐渐已经成为新兴贸易城市――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军港――的地方，他总感觉到周围人在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是的，我知道我服务的对象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你们的国家发生冲突了，还被夺走了至关重要的开普敦殖民地，但我有必要为了这个就痛苦、愤怒，进而与你们中的谁谁谁决斗吗？我只是公司的雇员，公司一个月付给我240盾的薪水，我为公司在登莱的贸易进行服务，仅此而已。

    因此，在与东岸人交割清楚款项与货物，确认上年度的贸易已经完成之后，东印度公司驻登莱商务代表亨德尔曼便急匆匆地“逃离”了胶州港，与一艘满载高级毛皮、鲸鱼制品、桶装葡萄酒、干果以及黄金、白银的商船，一同南下经宁波定海港――在定海港，这艘商船将手头多余的黄金、白银又换成了生丝和茶叶――返回了位于福尔摩沙岛南端的热兰遮港，这个时候正是1675年6月。

    六月的中国近海海面，东南风盛行，因此是传统的贸易旺季，大量来自荷兰、英格兰、葡萄牙乃至法兰西（近年来才出现，且规模也比较小）的商船会从南洋一带来到中国、日本近海，展开一年一度的贸易。

    这些商船将带自欧洲的各类商品、金银（一般来说商品所占比例并不高，

    往往超过一半的金银）运至中国各港口，然后买回茶叶、生丝、瓷器以及其他一些事物，运回欧洲获取利润，贸易规模在最近十年来增长很快，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相对平静，只有局部几个省份在发生战争。

    在这些外国贸易家里面，荷兰东印度公司大概是做得最成功的一位了。它旗下的商人在很多地方开设商站，将各地商品倒来倒去――比如在台湾和暹罗收购鹿皮出售至日本，从日本运出铜片和废币至越南，再从越南采买生丝；比如从南洋采买特产运至广东，再从广东采买生丝、瓷器和茶叶运至日本，得到的铜片和黄金再运到中国大陆利用汇率差套取白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几乎不需要他们从欧洲运什么金银过来，就能很轻松地拿到很多远东货物，再送回欧洲发卖。这从台湾商站在刨除生丝、茶叶、瓷器的采购费用后，仍然能够为巴达维亚方面贡献超过30%的利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中国近海最成功的商人，没有之一。

    当然了，荷兰人这么成功，除了自身的精明和努力之外，东岸人的帮助也功不可没。首先是东岸人利用自己在大陆的影响力（或者说面子），在东南沿海一带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使得荷兰商船能够自由前来宁波进行贸易；其次，他们在大陆其他地区还没能稳定提供茶叶、瓷器和生丝的情况下，就利用宁波府得天独厚的条件，稳定为荷兰人提供茶叶、生丝这两个大宗商品，在为自己开辟了财源的同时，也给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大财的机会；再次，东岸人还从山东出口特级面粉和葡萄酒（东印度群岛的白人食用），从黑水出口各类鲸鱼制品和高级毛皮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同样为他们增添了大量的利润。

    所以说，在远东洋面上，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东岸人暗地里有许多龌龊，但大体上的利益还是一致的，因此双方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得还算不错，这从荷兰人一直很爽快地帮东岸在南洋张罗粮食就能看得出来。

    不过这次东岸共和国在南非悍然出兵，迅速占领了荷兰人的开普敦殖民地，一下子让远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上上下下很多人“凌乱”了，他们下意识地觉得该反击回去，但同时理智又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损失可能会更大，所以一下子傻在了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偏偏阿姆斯特丹方面的十七人委员会这次也“反应迟钝”，没有及时下达最新的命令给巴达维亚方面，使得他们更是不敢擅自行动了。

    而东岸人最初在得知消息时也吓了一跳。尤其是南方开拓队与台湾银行，前者开始检查各沿海县份的防御设施及民兵体系，后者都开始将存放在热兰遮港内的一些商品和货款紧急运走了，当时海军第三舰队鄂霍次克海分舰队还调了三艘“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过去帮忙搬运，主要是一些粮食、蔗糖、香料和硫磺。

    结果后来，台湾银行方面发现荷兰人的“内心毫无波动”，压根没有要怼回去的意思，这才发现自己可能有些紧张过度了。于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