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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无常，生命无常，为云南灾区的同胞祈福，愿苦难真能兴邦

    1901年国庆过后，宋骁飞着手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宋骁飞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政策在传统乡村施行起来颇为曲折。

    按照宋骁飞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

    宋骁飞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2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宋骁飞，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宋骁飞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宋骁飞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农民和地主看起来并不是苦大仇深呀，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我复兴党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 宋骁飞对此表示怀疑，在他前世受的教育当中，地主都是黄世仁、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宋骁飞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父慈、子孝、兄亲等传统伦理。最能集中体现这种传统伦理的文章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