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五路大军开始行动了。

    1974年仍沿续用着“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口号，东北是边防第一线，肩负着反修防修的战略重任，国家的宣传口径是“苏联陈兵百万，对我虎视耽耽”。为此，东北的民兵组织特别严密，公社是民兵营，大队是民兵连，小队是民兵排。民兵中有基干民兵，是发枪的，一个小队有2名，于家窝堡大队有16名，他们都是退伍军人，归公社武装部管理，享受大队津贴，和大队误工补工的治保主任、团书记、妇女主任一样，一年有半年的工资。他们平时每4个人一组，轮流在大队值班。

    那时侯公社没有公安派出所，只设一名公安特派员，在大队设治保主任，由特派员和大队双重管理，那些基干民兵便成了治保主任的治安联防队员，平时管理四类分子，发生刑事案件协同公安特派员办案。为此，大队对治保主任的人选要求很高，大多数是由副书记兼任，民兵连长是这支队伍的头。

    第一路大军的出动把云鹏和红梅创建了五天的和谐局面打破了。十字街正街没有多少住户，比如南街，除了东南角和西南角，就是中小学了，中小学南边是大壕，大壕南面便是大地了；再如东街，除了大队部和对着的铁匠炉、兽医站、配种站，只有二队的五六户人家和二队集体户及小队部；还如西街，除了供销点、诊所、拖拉机站、集体户、生产队、场院，也是五六户住户；大部分社员都住在北街，那里有两条窄街，是三队和五队与二队和四队的分界处，街南有二队和四队社员的院落，街北则是三队和五队社员的院落；为此，北街是清理的重点，那里有120个柴禾垛要挪动。

    农民的小农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你放开一尺，他就会占一米，为了自己的一些蝇头小利便不惜侵占公共利益。他们又欺软怕硬，跟他做思想工作行不通，他们会觉得法不责众，不理睬你。只有动真格的，他们才听从号令。

    马春昌采取的是先礼后兵策略，先用大喇叭通知，让社员在三天之内自行清理。时间一到，民兵使从一头开始，或将那柴禾用大车强行拉走，还要让他家付用车的工钱，或是放火去烧那柴禾垛，社员告饶了，他们再去救火，弄得鸡飞狗跳。为此，这一路大军成效显着，仅五天就把那两条街及各条胡同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第二路大军是刘国梁率领的产业大军，他掌管着大队的三坊、三摊、一厂一炉一所，手下有20多个工人，全都是靠大队开资吃饭的，他把这些人分到各小队，清点马骡驴，一一登记造册，共登记了176匹，其中马82匹、骡子48匹、驴46匹，其中包含着散马群。

    他还派人出去对白家窝堡、韦家窝堡、皮家窝堡进行了明查暗访，发现这三个大队的散马群也不少，加起来有200多匹。

    马、骡、驴属于役畜，是不允许宰杀的，在许多地方，牛也被列为役畜，只是在马骡驴有剩余的地方，牛才不被定为役畜，这四个窝堡便是这样。县里把役畜交易都收到了农业局下属的畜牧总站，哪里缺役畜了，要层层打报告，他们再给役畜有余份的地方下指标调配，价格也由他们定。

    第三路是李玉成单打独斗，他平时是主管化肥和农药推广，生猪及农副产品收购，跑一下柴油供应等事务，和供销点关系密切，平时总泡在供销点里。公社供销社来人搭摊床了，他便当了帮工。许多年货都由供销社说得算，他很悠闲。

    第四路虽然也只有于会计一个人，但是，他这回接手的业务有权力，县里来人住了两天就回去了，给他扔下了两本契约证明，一本100张，都是带存根的，他每开出一张都和契税连着，虽然权大，责任也大，他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工作流程，起草着制度。

    县里的人是落实了市场地点后离去的，那地点暂时定在了小学院内，大队给人家写了保证书，要用收上来的交易费建骡马交易市场，黄祥签了字。

    但是，他心里没有具体打算。他有老猪腰子，看能挣多少钱，再决定修建与否，即使建也和拖拉机站建到一起，那牲畜交易是牙人袖里吞金完成的事，和市场无关，把牲口赶到大壕里也能交易。要想天天都开集那是梦想，一个月能开一次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