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夕，各生产队都进入了分红预算，农业税、统筹款、提留款、积累款的数据都出炉了，县财政也进入了决算期。

    1979年怀仁县农业总产值2.7亿元，税收达到810万元；工业总产值1.5亿元，税收850万元，其中县级企业产值5000万元，上交利润500万元；商业总产值2100万元，税收70万元；总收入1730万元，总支出1430万元，赢余300万元。

    在书记办公全上，禹海先发言说：“今年一些工业和商业只运行了半年，明年还将多收入400万元以上，为此，明年财政收入能突破2000万。”

    柳维嘉却说：“今年年景太好，明年还能不能打这么多粮还不好说，不能盲目乐观。”

    云鹏说：“今年是社队企业投入年，明年即使粮食减产了，这一块能补上，一个16万头猪产业链就能增收2300万。”

    吕文学说：“我们今年的增支太多了，我和石书记来时是520万，现在增加了近两倍，除了投资的400万外，工资和办公经费支出翻了一番。为此，我们在增收的同时也要节支。现在因为知青返城，各系统都出现了人员负担。过去是上边有钱公社穷，现在反过来了，我们要防止各部门转嫁负担，往公社派人、派捐、派任务。”

    石书记说：“文学说的很重要，今年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大幅度提升，各公社统筹款达到了540万，平均一个公社18万，比77年翻了一番。又随着公社砖厂、瓦厂、釆沙场、采石场、运输队等企业的收入，平均一个公社能收入30万元左右。而大队随着农业总产值的提升和民办教师人员的减少，提留款达到了810万，平均一个大队也会有2.3万的收入。生产队随着农业总产值的提升和大队作坊的下移，积累达到了1350万元，平均一个小队5000元左右。这些都表明集体经济有了发展动力，我们应该放权让他们去发展。为此，要管好各部门，除了文教卫外，不准去下边搞达标、搞评比、搞检查，文教卫也要全县统一行动，尊重农村三级干部的意愿去搞三股劲拧成一股绳的活动，明年给他们的经费提到150万，项目数额不变，增加县财政投入，减少农民负担。”

    云鹏问柳维嘉：“今年的生产队平均日值出来没有？”

    柳维嘉说：“2.7亿乘40%是1.08亿，除上8亿工分，一分是1毛3分5厘，平均日值是1元3毛5分。这是估算，不包括生产队重大事务的投入。”

    “重大事务指的是什么？”

    “修学校集资，办作坊投入、买固定资产等，你问这事干啥？”

    “修路的以资代劳款是按这个数算的。”

    “那就得等分红后，实数出来了再说了，我估计也就1元1毛钱左右吧！你可别带头多收费啊！”

    石书记说：“修路是大事，这个账得算，必要时，财政可以投入一部分资金。”

    云鹏高兴地说：“我想把这笔钱交给公社用，多修一些乡路，县路靠养路费修。这样平均一个公社有4到5万元，一年能修一条20公里的砂石路，连通4到5个大队，3年就能形成路网。”

    石书记说：“咱们不是结余400万元吗？给文教卫150万，给交通100万，余下的150万做为应急款，明年县里不上项目了，休养生息一年，完善现有企业管理，把上项目的事交给社队企业去干。”

    散会后，云鹏吃完晚饭到农工部部长室和做作业的苏日娜一起写起计划来了。写着写着，电话铃响了，苏日娜接的电话，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便问：“你是谁呀？”

    “我听你的声音很熟悉，你是苏日娜吧！我打的是长途电话，我在广东的深圳，距离你那里有4000公里，你能告诉我云鹏现在常在的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吗？”

    苏日娜一听是长途电话，不敢耽搁，忙叫云鹏接电话。

    “是云鹏吗？”

    “是！我是云鹏！”

    “怎么连师傅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