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豪族的崛起，首先表达不满的自然是皇帝。

    豪族势力的日益壮大，极大地削弱了皇权的威严和影响力。

    在人口、土地、财政等资源的分配中，豪族占据的份额日益增多，相应地，皇权所能掌控的资源则日益减少。

    这种零和博弈的局面让皇帝深感不安。

    另一个对豪族兴起表达不满的阶层是儒家知识分子。

    他们并非对所有人都心生怨气，但豪族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与儒家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表面上看，儒家在这个时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武帝时期设立的太学，为儒家学子提供了一条系统的入仕渠道。

    通过在太学一年的学习和考试，合格的儒家弟子可以被授予中、下级官职。

    这是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为儒家弟子进入官场提供了机会。

    然而，这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做官的配额人数，二是选拔出来的官员品级。

    武帝推崇儒家的初衷在于其理论有助于统一思想。

    尽管他将儒家推至国教的地位，但实际上他采用的是“王霸之术”的“外儒内法”。

    在武帝统治时期，太学的“留学生”定额仅有五十人，且他们进入官场后也只能担任低级官员。

    武帝的意图是象征性地给予儒家一些支持，但并未打算让其真正掌握大权。

    然而，儒家自身的发展速度却超出了武帝的预料。

    无论是在太学的“留学生”编制上，还是在官员品级上，儒家都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随着儒家势力的不断增强，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突破，更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汉元帝在担任太子时，曾因提倡儒家治国理念而与汉宣帝产生分歧，甚至险些被废。

    汉宣帝用“霸王道杂之”的理念教育元帝后，长叹道：

    “乱我家者，太子也！”

    这充分表明了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对皇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西汉的最后一位明君，宣帝深知在武帝大肆改革之后，法家的“内核驱动”绝不能改变。

    他明白每一代皇帝的政策方针必须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循序渐进的演化，而非大破大立地转变方向。

    然而，豪族的兴起和儒家的崛起无疑给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制度的发展，若想稳健而美好，必须遵循渐进的原则。

    因为许多核心问题，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的沉淀与逐步的完善。

    武帝时期的大破大立，虽未导致亡国，但终究是个案，难以复制。

    想要全盘推翻现有制度，回归理想模型，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几乎不可能实现。

    宣帝深谙此道，因此成为了西汉最后一个明白人。

    元帝继位后，儒家地位急剧上升。

    不仅皇室子弟接受全面的儒家教育，高级官员也开始研习儒家学问。

    中低层官员更是以太学为晋升之阶，儒家思想在庙堂之上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江湖之远的豪族也逐渐认同儒家学说。

    族长们发现，儒家思想有助于统一族内思想，巩固统治，减少纷争。

    因此，儒家在各个阶层都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同。

    然而，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其培养的人才数量也急剧增加，导致供过于求的局面。

    汉朝的官位有限，大部分上层职位被外戚等关系户占据，中层职位则被地方豪族所把控。

    尽管整个帝国的风气都在向“儒”转变，但越来越多的儒生却面临着学无所用的困境。

    皇帝学儒是为了巩固统治，豪族学儒是为了增强自身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