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年，四月，邺城。

    东魏大丞相高欢离开治所晋阳，亲自赶到邺城觐见皇帝。

    高欢吸取了之前跟元修决裂的惨痛教训，非常注重同现任皇帝元善见之间的面对面沟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入朝汇报工作。沙苑之战惨败之后，高欢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向元善见做了深刻的检讨，辞掉了自己的丞相职位。

    元善见很上道，他也没有元修那些野心，所以跟高欢相处得还算融洽。河桥之战胜利之后，他找个机会又把高欢的丞相职位给恢复了。

    这次高欢入朝，除了依旧例向皇帝做工作汇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给他的儿子，也是现在东魏的吏部尚书高澄站台，支持高澄开展的各项反腐改革工作。

    高澄是高欢和娄昭君的长子，今年只有十九岁，但他的能力和魄力却远远超过他的年龄。

    在六镇之乱开始的时候，高澄只有四岁，从那时起，他就跟着父母一起在战乱之中颠沛流离，承受了太多那个年龄的孩子不该承受的苦难。他七岁那年，正赶上高欢密谋刺杀杜洛周不成，一家人被追兵撵得满山跑，当时高欢为了不牵连其他人，差点打算扔掉这个儿子，多亏姨夫段荣保护，高澄才转危为安。

    多年的历练，让高澄有了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熟和担当。他十岁的时候跟着高欢一起出太行山入驻信都，当时河北的诸多豪杰都拥护高欢，只有高敖曹有点儿不服气，气鼓鼓地在外面晃悠不肯回来，高澄以高欢世子的身份主动去做说服工作，最终把高敖曹哄开心了，回到信都入伙。

    等到高欢立元修当皇帝之后，因为自己太懒，不重视跟元修的沟通工作，于是就派高澄作为特使先后两次去洛阳觐见元修。虽说这件事整体来看是高欢的工作失误，但高澄作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面见天子不卑不亢，表现还是非常出彩的。高欢也逐渐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是个人物，他时不时地询问高澄对一些时事的看法，高澄每次都对答如流，分析得非常有条理，让老父亲极为高兴。高欢从此开始有意培养自己这个儿子，他任命高澄为大行台兼并州刺史，各种军国要务的筹划和制定都叫着高澄一起参与。

    等到高澄十五岁那年，东西魏刚刚分裂不久，高欢在晋阳忙着准备兵马去打宇文泰，留孙腾、司马子如、高隆之、高岳等人在邺城辅政，实际上就是把国家政务的决策权交给了这几个人。

    结果这几个人干得实在不咋地，当时东魏官场腐败，民怨非常大，这才有了后来在沙苑之战前，杜弼劝高欢先除内贼再平西寇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最后被高欢给强压下去了，但当时的东魏的政治氛围确实已经非常糟糕。

    东魏的政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就是官员贪腐问题。

    其实贪腐这件事情不能全怪到高欢头上，北魏是鲜卑贵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本来就没有多少清廉奉公的概念，随着统治时间的增加，王侯将相们贪图享乐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到了胡太后统治阶段，官员们对克扣公款压榨百姓这些事情已经习以为常，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而东魏继承了前朝风气，加上很多官员自以为有功劳在身，吃那卡要盘剥百姓完全心安理得，其中领头最能贪的就是尉景、孙腾和司马子如这几个元老。

    在这种背景下，能够不贪不腐的官员基本上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比如高欢的妹夫厍狄干就是难得的清廉官员，但他也只能洁身自好而已，改变不了大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官员选拔问题。

    胡太后当政以来，北魏一直采用停年格制度来选拔官员，简单地说就是论资排辈，不问能力高下，全靠资历深浅为提拔标准。这种方式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问题非常多，很多庸才通过熬资历占据上位，而有才能的年轻人却缺乏有效地上升通道。当年邢杲正是因为资历不够落选郡守，这才一怒之下起兵造反。

    这些问题日久年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惯性，如果要改革的话，非得一个手段坚决的人来操刀不可。高欢也不是没想过亲自动手，但宽厚的性格决定了他始终抹不开面子干这种需要公事公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