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八岁了，一颗牙扔在屋顶上，他假装仰着头看，其实耳朵在听别的事。

    罗家老宅这里不远处搭起来一个戏台，每天都在演绎着同样的戏码。村里略是有头有脸的，都轮番站在台上念他们的自我检讨。

    最有文化素养的是韩三爷，从前他又会写又会唱又会拉二胡。后来他的二胡被切了丝儿，每天挂在脖子上游街。都说他吹拉弹唱是资本主义情趣，他游街后就站在台上检讨自己的贪图享乐的思想问题。

    然后是罗小秋和邱凤花。曾经在队里，他们的工分赚最多。现在他们为自己没有自觉同工同酬而反省。他们那新修的两间砖房，现在存放着社里的工具。他们一大家子人，只挤着住在那间老旧的上房里。

    余钱氏是最可怜。她为小儿子娶亲的时候稍微高调了点，说到底也就是多煮了几碗糊饭。大约是笑得太开怀，最后给人举报。她不识字，每天都得重复那几句话：“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有些同志还没饭吃，我却给我的儿子那样铺张浪费。”

    自然，社里也得帮扶贫困的。

    癞子和春仙家，就是主要的帮扶对象。贫困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家庭成员验证着她们的美德：她们不贪图享乐，不在意工分，也并不浪费粮食，一心为了建设公社而低调奋斗，她们是村里人学习的榜样。

    春仙的故事尤为动人，那红小将说：“春仙婶子自从嫁过来，就展现出农民朴实的精神风貌。她并不嫌弃这一家子穷困，一个人操持着一个家。这样的奉献精神，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癞子媳妇的稍差些：“她不嫌弃残疾人，不放弃残疾人，认为人只要抱着高尚的信念去劳动，就是光荣的。”

    两个曾经不被村里人重视的女人，终于在这场洪流中抬起头。癞子媳妇和春仙原本还羞于回应，可后来，讲的次数多了，居然也就讲顺口。

    为了说着更加感人，春仙夜里对着镜子把语气语速都调整好几遍。她是个绝好的苦难演说家。好几次，她把台下的老太太说哭了。

    好光景过了没两年，忽然城里来了信儿，原来三丰在矿上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已经划作右派处理。现在组织上在查他的事，有坐牢的风险！

    春仙的演讲马上就变成了检讨。

    现在她是右派的妻子，也算作右派。连同长河，都得戴着右派的牌子每天去游街示众。可怜春仙连右派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必须为这个身份而开展自我检讨：

    “我对不住大家，我对不住大家，我没看好家。”

    春仙成了右派之后，每天都得去戏台点到。她从嫁进来，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大家都喊她二婶子或者嫂子或者妹子。可现在，她连那些称呼都占不到，她有了新的名字：

    “那个右派。”

    长河也有了新名字：

    “右派崽子。”

    母子两个在公社就被分配了拾牛粪的活儿。

    每天清早去点到，接受完批评，念完检讨，春仙带着儿子去外面拾牛粪。她长久地沉默寡言，干活不似从前积极，见人也不似从前活泛。一腔子自卑和茫然藏在她的眼神里，逐渐蔓延到她的腰，她的背，最后终于将她压弯。

    长河不懂春仙的痛苦，他小，只要按时吃上饭，拾牛粪他也感到开心。

    李春仙常常带着长河坐在东边的丘子上放牛、拾牛粪，一边干活，一边对长河讲那过去的故事。

    她讲她年轻时的能干，讲她年轻时的光彩，讲她认命的不甘，讲她不得已的难过。

    她讲满村的梨花不及她当年的英姿，漫天的梨香不能掩盖她的雄心。

    她又讲说她已是谢了的梨花，唯留下些苦果。

    饿着肚子的长河看着远处升起来的炊烟，把母亲讲述的那些苦难的故事当成饱腹的粮食，伴着树皮一口一口咽下去。即便已经听了很多遍，也已经耳熟能详、倒背如流。他都没有厌烦，因他知道，母亲也是靠着这些苦难的故事饱腹。

    县里的广播在不断地播放世界性的新闻，去了县城的人回来眉飞色舞地讲说。听闻卫星上天后没有发现神仙，勘探队打开罗余山没有发现山神。

    外面的世界飞速发展，春仙却在这没有光的黑屋中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