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芸姐每天和王小峰一起下田劳动，一起操劳家务，饲养家禽家畜，照顾公婆，由一个乡村文艺宣传队的出名演员，完全变成了家庭主妇和种田好手。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年终一算账，不但田里的庄稼没有少打粮，家里养的家禽家畜也没有少卖钱，比以前还略有盈余。只是芸姐再没有时间演戏唱歌跳舞了，身上的衣服也没有以前穿得那么整洁鲜艳了。但是群众仍然忘不了她，春节玩灯还是极力邀请她参加了。然而芸姐却没有了昔日的神韵和风采了，表情动作总是变形，唱歌老是忘词，对白不是出错就是走神，老跟不上趟。许多人大感失望，深为芸姐惋惜，说她“嫁了人，丢了魂”。芸姐倒无所谓，说：“现在，我哪里还有心思功夫演戏唱歌？家里有丈夫、公婆，栏里有鸡鸭猪羊，田里有庄稼，家里家外一揽子事都等着我费心操劳，实在无心在意这些闲事。演戏、唱歌、跳舞，虽然心神愉悦，招人喜爱，但那只是业余活动，玩艺仗，我又不是专业演员，不拿工资，干这些当不得饭吃。种田喂猪才是正经事，能挣饭吃，养家活口。”公婆倒是很喜欢她这样忙碌，说：“我们这个家有了芸姐，今后一家人就不愁吃穿了。”

        王小峰也成了地道的庄稼人，每天跟随芸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镰刀锄头的把柄，把他握笔的细手磨出了僵硬的茧子，狂风和烈日把他白皙的面皮变成了土灰色，不过劳动锻炼使他的体质比以前强壮健康多了，一百多斤重的水挑子也能一次挑上两三担。看着丰收的五谷，看着漂亮贤惠勤劳的妻子，看着父母亲脸上的笑容，他渐渐忘记了辍学的伤痛，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快慰。但是，闲下来，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昔日的学业、理想和奋斗，遭遇的挫折和屈辱，他仍然心潮起伏，不能平静。他不知多少次地问自己：我就这么安心种一辈子土地吗？还要不要找回昔日的理想？然而再怎么找回？除了读书上大学，他还能干什么才能实现理想？面对着一家老小，农村现实，他不种地、劳力，还能干什么？他的出路在哪里？让他陷入困惑。

        第二年，芸姐生了个儿子，全家高兴极了。芸姐叫小峰给儿子起名字，小峰认真地想了一天一夜也没有想出个适当名字来：符合自己昔日理想的，又不符合目前的现实，符合眼前现实的，又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心里总是纠结，想来想去，莫衷一是。王小峰父亲见儿子总是给孙子起不出名字来，说就叫“虎子”吧。小峰不理解父亲的心意，问“怎么起这么个名字？”父亲说，当初，我给你起名“小峰”，是希望你读书成才，光宗耀祖，像一座山峰矗立起来，引人瞩目；为此，一连十多年，你在学校努力学习，一家人在家辛勤劳动，把劳动所得的大部分供你读书，我们跟着你吃苦受累，到头来你高考落榜了，我身体残废了，一家陷入困境，还弄得你身瘦体弱，劳动也没有大力气；多亏芸姐来了领起这个家。如今有了孙子，也不敢那么高攀妄想了，农村孩子想当文曲星，不实际！还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种田过日子好。孙子叫虎子，我是希望他自幼壮壮实实地成长，无灾无难，长大了身体健康，干活做事，虎虎生威，撑起这个家，不受人欺负。王小峰听了父亲的解说，淡淡地笑了笑，也没有说什么。——他自己读书不成才，落到目前境地，还能说什么呢？再期盼儿子读书上大学，又有多少胜算？根据他的经历，实在不敢想象。既然父亲愿意这么叫，就这么叫好了，不就是个小名吗。人生造化，还在于他自己。于是虎子的名字就这样定下来。随之也就叫开了，全村人都知道芸姐和王小峰的儿子叫虎子。

        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农村的种田热。刚刚分田到户的农民，从生产队广种薄收、层层盘剥的集体经济的禁锢下解放出来，热情高涨，他们视土地如生命，视粮食如金子，为了种好田地多打粮食，户户全家总动员，老少齐上阵，起早贪黑，精耕细作，再加上时下推广科学种田，广泛使用优良品种，化肥农药，粮食产量迅速提高，很快就解决了在生产队二十多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光靠种田只能温饱，很难致富，要想致富，还必须经商，另外找钱；特别是开放市场后的城镇居民，男女老幼一起向钱看，到处找钱赚钱，或大或小，几乎人人做起生意来。那情形正像当时流行的一套顺口溜说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没有钱，挑起货郎走四方。”挑货郎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