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理想目标，又要人们按照周礼去生活，维护家天下的私有制政治统治秩序，这才是他的‘智’。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天下太平了，鼠目寸光看不到社会发展有各种可能。这样的人、这样的见识又怎能成大事、利万民呢？”

    仙黛尔牙不尖、嘴不利，便转移话题：“难道讲信用也有错吗？”东合子听了就想笑：“你以为，孔丘的‘信’，是常人所说的‘信’？别逗啦——孔丘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讲信用要符合于义，符合于义的话才能实行。”

    仙黛尔争辩道：“这是当然，难道要实行不义的行为？”

    东合子只摇头：“可孔丘的‘义’，你以为是常人所说的正义吗？非也非也，在孔丘这里，符合于仁、礼要求的行为才是义！而孔丘的仁和礼又是什么呢——周礼！周礼制定的家天下私有制统治秩序！你看，绕了一圈，还是绕回来了。‘政治正确’才是孔丘的本质呀。而‘政治正确性’，我们都知道。是滋生特权、懒惰、小团体和宗派、争斗的种子，恰恰导致‘实践不正确’。”

    仙黛尔略有不满：“您这样解释有些强词夺理。空俅不是说‘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吗？可见他的‘义’还是有正义的成分。”东合子道：“家天下私有制统治秩序，在运行良好的理想状态，固然也有正义的成分。但说到底，它还是私有制政治统治秩序，还是导向寡头贵族豪绅统治的秩序。”

    “更何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恰恰是割裂的看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社会生产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统治秩序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虽有矛盾之处。但有时又是一致的。真正的圣人既堵又疏。善于引导人们走向一致的道路。”

    “社会生产与社会意识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生产不能良性发展，人民穷困且利益分配不适当，最终会导致多劳者失望而流失。社会生产发现不良的社会，必然会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但孔丘这种鼠目寸光之辈。却狂言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他认为只要执行周礼就够了，发展生产、提升技术什么根本用不着。这符合社会治理的真实情况和规律吗？英明的统治者，无不积极发展生产，岂会‘焉用稼’？孔丘的贫乏的社会管理知识和个人智商可见一般。此燕雀之辈，眼高手低，做朋友还成，做长官就免了！”

    仙黛尔反问道：“您说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谁行？他不能扛‘仁智礼义信’的旗帜，谁来扛这旗帜？”东合子正色道：“孔丘怎堪当旗手？燕雀岂能占鸿鹄的高位？”

    “‘以人为本’是谁提出来的？难道不是管仲之学而是他孔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谁说的？难道不是管仲之学而是他孔丘？”

    “是谁抛弃血统论，提出六亲五法四顺、无私者可置以为政？难道不是管仲之学而是他孔丘？”

    “是谁站在民众的利益，而非家天下政治体系上说‘德有六兴’？难道不是管仲之学而是他孔丘？”

    “是谁站在大众协作的角度而非权贵的角度，提倡‘义有七体’？难道不是管仲之学而是他孔丘？”

    “是谁站在公序良俗的角度而非分封建国的寡头血亲统治秩序，提出‘礼有八经’？难道不是管仲之学而是他孔丘？”

    “是谁站在社会运行的角度而非方便统治者的角度，制定‘法有五务’？难道不是管仲之学而是他孔丘？”

    “是谁站在国家民族动员力的角度而非乡绅豪族的角度，提倡‘权有三度’？难道不是管仲之学而是他孔丘？”

    “管仲之学，大哉！！他的仁智礼义信，才是大仁、真智、正礼、实义、贵信，才是人民的仁智礼义信！岂是孔丘的‘家天下私有制政治正确仁智礼义信’可比？我纵观几千年历史，凡是社会国家治理比较好的，都符合管仲之学的内容。凡是把社会、国家、民族办砸了的，都严重违背了管仲之学。管仲之学实是几千年统治的‘简易模板’，各朝各代的优秀统治方法，都能在管仲之学里看到雏形或可用之术。自然资源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产、抑制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奢侈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法制建设等无所不包！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