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的这些势家之中。

    明代徭役之重，甚至过税粮。

    但是，王府和勋贵庄田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即可在其荫蔽之下，免充国家差役。走头无路的农民，甚至中小地主，为了躲避“差役苦累”，便往往“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将子弟投献，充当奴仆。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等级。

    在等级的阶梯上，他们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

    在政治身份上，他们是“官”、是“绅”，因此在户籍上称为“官籍”、“官户”、“官甲”，与无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明代律令严格规定，“富贵贫贱”之间绝不能“越礼犯分”；庶民不准擅自以官相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官绅们凭着尊贵的身份，煊赫的势力，“视细民为弱肉”，“受奸人之投献”。在那个时代，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

    在经济地位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

    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明代官绅优免制度日趋完备。洪武年间规定，现任官员之家“悉免其徭役”；致仕官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生员除本身免役外，户内优免二丁。中叶以后，展为“论品免粮”或“论品免田”。以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为例，现任京官甲科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优免粮”、“优免田”，虽然在事实上已具有优免税粮的性质，但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指的是“免役”。明代役法。“以民为役，以田制役”。役的编佥对象有二，一是人丁，一是田亩。来自田产之役，在法律上称为“有赋役”。即因田粮而佥派之役。来自人丁之役，在法律上称为“无赋役”，即不是出自田粮而出自人身之役。大明律纂注云：“赋者田产税粮，役者当差。有赋役谓有田粮当差，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

    不仅官绅本人及家庭人丁有免役之特权，而且其田产也有部分或全部免役之特权。

    在法律上，限额优免要求优免田之外的“余田”与民一体当差。

    但是，官绅等级同贵族一样，无视国家法令，大都冲破法定权利界限。而按习惯权利行事。因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全额优免，“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不仅官户本户如此，而且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周王是大明各亲王藩中最久远的一支，久镇开封，各代周王得到的朝廷赐田加上他们历代以来奏讨、纳献、侵夺等，到如今已经达到五万余顷。其中周恭王睦嗣位，就一次赐地五千二百余顷。

    周王不但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还利用特权经商，占据关津设立收税。甚至还享有盐茶专卖等特权。

    河南是大明宗藩最多的一个省，遍地都是宗室藩王，洛阳的福王、开封的周王等。

    仅开封的周王一系，除了周王外，下面还有三十六家郡王，以及数不清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

    开封一地的田地。半数以上都是周王一系各家的。

    不过现在，周王府里，周王一系各家却都打着为周王贺六十大寿之名齐聚一起。

    各家的郡王、将军、中尉们齐聚一起，各个哀声叹气。

    老寿星周王朱恭枵是朱元璋十一世孙，第一任周王的十世孙。开启元年袭封周王，至今也有二十余年了。

    朱恭枵坐在上，目光在自己的九个儿子身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到下面的周王系其余二十余位郡王身上。

    许久，他收目光，长叹一声。

    周王一系，子孙繁衍众多，可他放眼望去，却找不到一个能让他寄希望之人。

    周王系的子孙们安享太平富贵太久远了，以致于无一人能在这个时候重振大明的江山。

    “老大，你明天亲自去一趟军营，送些银子去犒赏下他们。”

    世子朱绍烱连忙站起来，肥胖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堪重负。“父王，这事随便叫个管事去就行了，何必非要我去一趟。”

    “糊涂，这事非得你亲自出面。而且我们银子还不能送少了。”朱恭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