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亲手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武功盛世，其下启者，则犹待少年天子刘文澎及帝国上层的当权者们去开启，而打开那扇门的背后，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轮盛世，还是治世，乃至乱世，也有待时间的检验。

    时间进入到平康时代，皇帝变了，年号改了，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与此同时，帝国上层阶级没变，政事堂掌握大权的那些公卿重臣们没变，沿袭自雍熙时代的政风也没变。

    至少可以说，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个大汉帝国，似乎除换了一个皇帝之外，一切仍旧按照雍熙时代的成例，凭借惯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规矩与制度，依旧长久地指导着新朝的君臣，也约束着体制内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头打破这种惯性与平衡

    少年天子刘文澎，既没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钟，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积累、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地讲，他并没有把控大汉帝国这艘巨轮的稳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继位之初，他不具备这样的手段与实力。

    因此，他无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动积极且迅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帝国上层注入自己的意志与理念。

    萧规曹随，垂拱而治，做一个太平天子，未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然而，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大汉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拥有太强的主导权了，而帝国的政治生态中，也早已注入了“强人政治”的基因，即便是那些温文尔雅的高官儒士，在帝国权力的角斗场中厮杀起来，那也是张牙舞爪，狰狞可怖。

    因此，平康时代的平静，只维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小皇帝刘文澎高居宝座，学着、试着怎么做一个皇帝的同时，并不能完全享受作为大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全部权力，军国大事皆有雍熙辅臣操持，国家政令悉由政事堂发布，用那些辅臣的话来讲，天子年幼，还需读书明理识政，至于政事，自有老臣奉太宗遗诏操持。

    且不提皇帝刘文澎对此作何感想，继位不久，权威不固的少年天子，对帝国那套运转成熟的机制，实则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处于一种空拥宝器，而不知运用法门的状态。

    而对这种臣权盖过君权的情势，最不能容忍的，也最先发作的，乃是升格为太后的慕容氏，也是由慕容太后，亲手打破了太宗皇帝为刘文澎构建的保驾护航的帝国上层权力格局。

    平康元年七月，在慕容太后与尚书左丞慕容德丰的合谋下（实则为太后逼迫，一意孤行，慕容德丰不得不从），纠集一干朝臣，讨论“封国王就国制”的问题。

    提出此议，除了针对奔丧结束后仍旧逗留京城的安南王刘文涣、林邑王刘曙、安东王刘文渊之外，最主要的，则是高居宰堂的赵、鲁二王。

    这两胞弟，两皇叔，一个是十五年的中书令，一个是太傅、参知政事，在军政之间都拥有莫大的影响力，尤其是赵王刘昉，那是连太宗皇帝都一度忌惮不已的人物，何况慕容氏。

    在慕容氏眼中，那些外臣掌权，都可暂时忍让，唯独不能让二王久居中枢，否则对刘文澎的皇位就是莫大威胁。而发起“就国制”的讨论，则因为二王都是有一块封地的。

    刘昉的北廷王位虽然传给了世子刘文共，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仍旧是第一代的北廷王，那可是世祖皇帝封的，谁也夺不去。至于鲁王刘暧的封地，则是雍熙十年太宗皇帝再次启动分封，将世祖诸子都分封在南海群岛（菲律宾）、渤泥岛（加里曼丹）等新南洋商民新拓殖的地区。

    只不过，封了地，没有强行赶他们出海就国，亲自经营罢了。而慕容太后要的，显然就是想将由世祖定下、太宗完善的“就国制”落实执行。

    此议一出，自然引得满朝震动，都是有“法理”支撑的东西，自然各执己见。几个早早就国的封王们，虽然很想在洛阳看看热闹，但未免殃及池鱼，于当年秋便向小皇帝告辞离京了。

    而作为太后主要针对对象的赵鲁二王，则在满朝的舆论压力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刘昉是主动上表请辞告老，不过北廷王他早已让给长子了，因此请求去邙山